台灣的總統大選已經接近最後攤牌的階段了，整個台灣島幾乎變成全民大悶鍋，大家都有說不出來的苦。苦從何而來呢？有什麼方法可以解決這個壓力鍋裡的悶氣而不會造成爆炸呢？
檯面上的候選人早都已經發現選舉獲勝的奧秘，在攤牌的前夕，我們已經很少看到政客對自己未來如何貢獻國家的實質政見，論述自己有別於他人的治國才略。若郭台銘決定出來選，並且還是喋喋不休地說他多懂得拼經濟，大家可能也都已經聽不太下去了。政治人物早都已經看到他們要緊緊抓住台灣選民心中的恐懼、害怕和沮喪，只要瞄準這些選民心中的痛，不斷地製造新的仇恨就可以持續得點。誰駕馭了選民的憤怒和沮喪，誰就能夠掌握政權，蔡英文如此，韓國瑜如此，柯文哲更是如此。至於郭台銘，如果沒有適時地推出他新的論述主軸，他就只是柯文哲的一個棋子。
大家都變成單向度的人
選民有哪些憤怒和沮喪呢？蔡英文認為它的根源在於對中共對台灣的壓迫產生的反感，以及民眾對這些反感，在思想上的沒有出路；韓國瑜認為它的根源在於民眾對蔡英文的獨裁無力反抗，對國民黨的懦弱和內鬥無法挽回；柯文哲基本沒有中心思想，他的運作都是在挑撥英粉和韓粉之間的矛盾，用他搔首弄姿的特殊表述方式，在選民的心中製造新的憤怒和沮喪。
憤怒和沮喪原本是情感發展線上一條必然的進程，選民為何這麼沒有出息 ·心甘情願地讓這些政治人物任意地在自己的心弦上胡亂撥弄呢 ？簡單地說，就是大多數的人都變成單向度的人(One Dimensional Man)。
操作主義和行為主義成為思想習慣
單向度思想長久以來已經成為所謂民主國家署名的思想主軸，它是由政策的制訂者及其新聞資訊的提供者有系統地推進的。蔡英文政權把持了行政、立法、司法、監察，以及大法官對法律解釋權，它的論域充滿著自我生效的權力。這些被壟斷的假設變成實質的權力，不斷重複，最後變成令人昏昏欲睡的定義和命令。
隨著這種向度逐漸被社會所制約，思想的自我限制就更加明顯。政治哲學的進程和社會進程之間、理論的理性和實踐理性之間的相互關係，都在挑戰與回應的的浮沉中表現了出來。社會禁止各種與單向度思維對立的行動和行為；結果，一旦有人不聽話，這些脫軌的行動和行為所形成的概念就會被說成是虛幻的和無意義的。這些原本秀異的歷史的超越表現，被社會汙衊為思想所不能接受的形而上學超越。
操作主義和行為主義觀點，作為一種廣泛的「思想習慣」，變成已確立的話語權和行為領域、需要和願望領域的觀點。掌權者所設計的「理性的狡計」正如它往常的所作的服務，是為有利於現存的力量而存在的。於是，關於操作和行為概念的主張，轉過來反對使思想和行為從既定現實中解放出來的狀況，不斷地告訴大家發生真正分裂的社會本來就是存在的；那些說幹話說爽話的人本來也就應該被社會豢養的，在民主國家哩，我們應該習慣於苟活在這個氛圍裡，我們的責任只能努力地檢驗那些對立的政治個體，以及他們所設立的目標和力量，並有效性的適應這些因素，才可以發展為有效及建設性的對立。
與主流論述相違背的都要被排斥
這種對制度的建立和改革的解釋權，在世界不同的政權上都各自有自圓其說的套話。比如，在自由世界裡運轉或被運轉的制度是「自由的」，其他那些超越這一模式的自由方式不是被定義為無政府主義、共產主義，就是被定義為宣傳。一切不通過私人企業本身或政府契約來侵佔私人企業的形式都是「社會主義的」，諸如普遍的和綜合的健康保障，防止自然完全徹底的商品化以及建立，可能損害私人利益的公用事業。比如，台灣的全民健保雖然舉世艷羨，但是大家從來不承認這是社會主義的一部分。
這種既成事實的社會主義邏輯，在東方也有所反映。在那裡，由共產主義制度建立的生活方式也被稱述是自由的，其他所有超越這一模式的自由方式則是資本主義的、修正主義的。在這兩個陣營中，那些主流思想無法操作的觀念就是無法付諸實施的、起顛覆作用的觀念。思想的運動被停止在表現為理性自身的界限的障礙面前。
我們所有的思想習慣中的深刻變化就更為嚴重。政客認為這些變化有助於使思想和目標同現行制度的要求相協調，有助於把它們包容於制度之內，有助於拒斥那些與制度格格不入的東西。大家只好每天在臉書上Po存在感但這樣一種單向度現實的統治，並不意味人民毫無反抗，全然願意接受支配的；也不意味著精神的、形而上學的和狂放不羈的市場消失殆盡。恰恰相反，多數人要不就是乞靈於神秘力量；要不就是過度相信自己緊抓的那一張選票可以改變現況喚回正義而自我陶醉，最終是因為這些企圖都是不可捉摸的，在失去期待之下，由憤怒轉為無奈，由無奈轉為沮喪。存在主義和頹廢的生活方式等等大量地存在。不過，大家有隱隱約約還是期待明天會更好，於是一些劉曉波視為罪惡的小確幸，成為庶民日常生活中賴以活下去的滋養。大家每天在臉書及其他通訊群組上張貼自己又到哪裡去玩；有哪些好館子；自己做了哪些好菜；拍哪些好照片等等。不到一小時就上網看看有哪些人按讚，在自我麻醉及自我說服之下，這些抗議和越軌的方式不再同現狀相矛盾，不再是否定的。毋寧說，它們是實際的行為主義的組成部分，是對現狀無害的否定，因而它們作為健康的養料之一，部分為現狀所迅速地消化。
連一個梁漱溟都找不到，社會還有救嗎？
對於台灣50歲以上，一些還沒有被蔡政權洗腦過，以及被國民黨洗腦沒洗乾淨的所謂知識分子而言，內心除了憤怒和苦毒，還是有一種說不出來的鬱悶。
「學歷史的人跑到哪裡去了呢？」
「學哲學的人跑到哪裡去了呢？」
「學文學的人跑到哪裡去了呢？」在大學裡擔任文史哲教席的思想界人士，在台灣至少有成千上萬人，這些自認為心中還有包容思想，思辨能力的人，每天帶大學講堂上做夸夸之論的人，怎麼不見他們出來說一些話呢？
當我們重新再回到民初被認為「最後儒家」的梁漱溟先生身上，尤其讓我們感到汗顏而無地自容。我們看到梁漱溟先生是如何在自己身上大破大立，從一個立誓不娶妻、不蓄髮、終身茹素的佛教徒，因為要改造社會、因為要救國，變成一個儒者。他從自身做起，娶妻生子經營家庭，他的轉換並不是搖身一變，而是一個思想家經過深思熟慮之後，從肯定自己到否定自己，再到肯定自己的過程。當年這種單向式思想的洗腦並沒有比現在更少，但是梁漱溟可以完全不受干擾，對它們大聲地喝斥「魔鬼退去」，堅持自己的決心，如今，在我們的社會裡面怎麼找不到這種人呢？
梁漱溟在蔡元培破格錄用進入北京大學教書的時候，經過七八年的觀察，他發現所謂新式教育只是把西方功利主義搬到中國來，並沒有辦法在少年中國的心靈上產生啟迪。於是一個大思想家竟然去辦鄉農學校，辦鄉村建設，希望對少年中國從根救起，而不是去依附那些政治上的權貴。反觀今日的台灣，在麥當勞負責點餐的年輕人都是大學畢業生，碩士滿街跑，博士賣雞排。大家看來都是知識分子，如果我們的社會連一個梁漱溟都找不到，還有救嗎？
事實上，梁漱溟並沒有完全在我們的社會裡消失，可悲的是現在的梁漱溟已經被政客們所製造的「理性的狡計」所圈套了，而這個狡計正如它被設計時的預想，所作所為都是有利於現存的政治力量的。於是，單向度的思想和行為模式，在這一模式中，凡是其內容超越了已確立的話語和行為領域的觀念、願望和目標，不是受到排斥就是淪入已確立的話語和行為領域。它們是由既定制度的合理性及其「數量」的延伸的合理性來重新定義的。
只要你打噴嚏，就中了他的計
諾貝爾物理學奬得主布里奇曼(Percy Williams Bridgman,1882-1961)關於「長度」概念的分析是對操作主義觀點的很好的說明： 「如果我們能夠說明任一物體的長度，那麼，我們顯然知道我們所謂的長度是什麼意思，對物理學家而言，沒有必要作更多的解釋。要確定一個東西的長度，我們必須進行某種物理操作。當測量長度的操作完成後，長度的概念也就確定了，就是說，長度的概念正好意味著、也僅僅意味著確定長度的一整套操作。總之，我們所說的任何概念其意思就是一整套操作；概念等同於一套相應的操作。」
現在的民主選舉制度，它跟上述「長度」的丈量也有異曲同工之妙。選舉制度已經被操作主義圈套了，測量選舉這個玩意兒的「長度」一經被完成後，不管它是學美國的還是學英國的，總之它就沒有必要再做更多的解釋了，因為框架已經完成了。聰明的政客就會利用這個框架的破口讓選民掉入陷阱。於是，憤怒發生了，無奈和沮喪跟著來了，這時候他只要用胡椒罐灑下一點「仇恨」，幾乎沒有人不打噴嚏的。而只要你一打噴嚏，就中了他的計。
閃過神來·已經發現自己躺在砧板上
當然，單向式思想的這種界限並不是新的。笛卡兒的「我思故我在」相當程度地便是對「偉大的公眾團體」置之不理，而霍布斯也主張「現存的應當永遠是可取的、被維護的和最好的」。
隨著這種向度逐漸被社會所接受，思想的自我限制就顯出更加明顯意。社會禁止各種理性辯論的行動和行為，對唱反調的人嗤之以鼻；結果，有關這些行動和行為的概念被說成是虛幻的和無意義的。
於是，像余英時教授這樣的世紀大思想家，偶爾會因為政治的發展出來說幾句話，報紙上也會給面子的適時地刊出他的言論，但也僅止於給一次性的面子，不是因為余英時的重要，只是證明媒體還認識余英時這個人。他媒體曝光度完全比不上林志玲要不要人工受孕生龍鳳胎。
說著說著，我不覺地也就憤怒起來，無奈起來，沮喪起來了。等我一閃過神來，已經發現自己躺在砧板上，成為政客的俎上肉了。
*作者為文字工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