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人會懷疑黨派支持者有不同的偏好，這些偏好通常由特定的議題決定。例如在美國，共和黨支持者通常反對槍枝管制、墮胎與健保，並否定氣候變遷理論，民主黨支持者則相反；在台灣，民進黨支持者傾向台灣獨立與贊成年金改革，而國民黨支持者則反之。
不僅如此，不同黨派支持者對社會也抱持著不同看法，例如典型的民主黨支持者是住在大城市中受過較高教育的專業人士，支持民權、女權、同性戀、少數族裔與新移民權利，愛貓多過愛狗的自由派，這些特徵幾乎也同時在台灣現任總統蔡英文身上找到：她是倫敦政經學院的博士、擔任政府公職之前是大學教授、著名的同性戀婚姻權利支持者，並且雖然也飼養狗，卻是以愛貓著稱。
這些社會特徵與議題偏好如此同步，是否兩者傾向同時存在而無法分離？如果是的話，那麼是什麼原因造成的？是我們的黨派同時決定我們的議題偏好與社會特徵？還是議題偏好決定我們的黨派傾向，進而影響我們的社會特徵？或者因果關係應該反過來，社會特徵才是根本，決定了我們的議題偏好與黨派傾向？又或者以上的的猜測都不正確，而是有其他更根本的因素，同時影響了議題偏好、社會特徵與黨派傾向，但因為我們忽略了這個根本因素，所以只觀察到三者同時出現的相關性？
無論對這些問題的立場為何，台灣近年來的政治評論越來越以「左膠」與「右膠」相互指責，反映出社會對此存在共同的誤解。「左膠」一詞來自香港，用來指不切實際的左派分子，西方稱之為香檳社會主義者。其中「膠」源自香港網路用語「硬膠」，意指愚蠢、思想僵化。左膠被廣泛用來貶抑政府政策與各種民權思潮，尤其是社會福利政策或是女權、同性戀等少數權益，以及各種政治正確。為了反制，「右膠」的新名詞也被創造出來，用來諷刺市場萬能與各種保守意識形態。
左膠與右膠的廣泛使用，背後所潛藏的想法正是階級與對社會議題的態度可以合而為一，經濟上的左派也是自由派，經濟上的右派同時也是保守派，就美國而言，前者可以對應到民主黨，後者則是共和黨。但是就歷史而言，並非如此。例如自由主義的內涵，從亞當．斯密至今，已歷經數次變化，並發展出經濟自由主義、政治自由主義、社會自由主義乃至新自由主義等各種流派；同樣的，保守主義在羅斯福新政之前與之後的意義也截然不同。政策上也是如此，傳統上認為共和黨的保守主義政策包括小政府、自由貿易與反對移民，但事實上，共和黨的川普總統不僅主張增加政府支出，而且反對自由貿易，高舉重商主義大打貿易戰，並且二十世紀初民主黨總統的移民政策要比共和黨的雷根更接近今日的川普。換句話說，左膠與右膠的使用，或許旨在批評不滿，反而隱藏了真正的差異。 （相關報導： 觀點投書：左派政黨？台灣民眾黨的修羅之路 ｜ 更多文章 ）
本書正是要回答以上這些問題，透過最近生物政治學（biopolitics）的發展，刷新對於這些問題的全新認識，主張這些政治態度的分歧或許並非僅是反映政策或階級的差異，而是世界觀的不同。本世紀初政治學者開始有系統地探究生理與政治態度之間的關聯，例如政治學者約翰．希賓（John Hibbing）向神經科學家瑞德．蒙泰格（Read Montague）提議，認為人的政治傾向或許部分由遺傳決定，觀察一個人對威脅的生理反應，可以判斷出其政治態度，希望透過磁振造影儀（MRI）儀器一起研究。蒙泰格一開始覺得這個提議荒誕不經，一個人的政治態度應該是受到社會、文化、經濟或教育的影響，而與生理差異的關聯不大。但後來實驗結果「幾乎讓他的下巴掉下來」，因為藉由神經反應，他們可以預測一個人是自由派或保守派，準確率高達9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