雙邊的差距，反倒是促成CNEX成立的契機，「我們的感覺是說，我們難得能橫跨兩岸，看到不同的風景，大家都有看到當地社會，碰到一些變動的事情，覺得該要做一些記錄，就想說10年拍100部紀錄片當觀察的座標。」
於是他們寫下CNEX的標語，給下一代太平盛世的備忘錄，開始10年的華人社會記錄的大藍圖。
（延伸閱讀：名人真心話》10分鐘都嫌太長！抖音、Youtube讓影片越來越短 蔣顯斌期待新世代說自己的故事）
10年拍100部！CNEX的「大計畫」陪導演走最後一哩路
CNEX有個大計畫，10年拍100部紀錄片，這任務當然充滿挑戰，畢竟錄片的拍攝期程，常常抓不準，動輒3、4年，甚至7、8年的作品也不在少數，「所以我們規劃的模式就是說，讓獨立導演出來找我們，把自己設立成一個平台，從上百個裡面挑出10個。」
從2010年起，CNEX每年舉辦CCDF華人紀錄片提案大會，邀請來自世界各國的紀錄片工作者提案、並給予資助，不只尋找有潛力的創作者，還找來英國BBC、美國Sundance、日本NHK等重要產業人士，一起把潛力作品推上國際。
「合作的導演本身，跟這個題目可能已經跟了3、5年，抽屜打開已經有很多的素材，是導演梳理完後，來找我們陪他走最後一哩路。」蔣顯斌談到，最後一哩路往往是最關鍵的，很多的創作，都是進到剪輯室裡才真正開始，許多導演都是前面80%先捕捉、紀錄，跟一段時間後，故事才開始浮現，如《音樂人生》一開始跟6個孩子，後來有些孩子不擅長面對鏡頭，慢慢縮到3個、2個，最後變成1個，有自然的篩選過程。
蔣顯斌指出，進入最後一哩，就是看提案導演的題目、人物、處理能力、對社會的影響，然後CNEX去認養，成為製片跟監製，並帶資源、顧問進去幫助，10年100部的目標，平均每年要10部，後來拉到平均2年，也有些特殊計畫是要等5年、7年，但還是可以做到的目標。
如此模式運行了幾年，CNEX不只在數量上達到目標，質量上也有亮眼成績：監製影片《音樂人生》、《街舞狂潮》連續在2009、2010年拿下金馬獎最佳紀錄片；中國導演張贊波的《大路朝天》、王久良的《塑料王國》，不僅在國際影展有亮眼成績，也在現實裡喚起社會矚目；傅榆在此拍出《我在台灣，我正青春》 ，為《我們的青春，在台灣》奠下基礎，紀錄青年於時代變動的徬徨，沈可尚也憑藉提案大會，完成歷時8年，質問婚姻意義的《幸福定格》。
（延伸閱讀：金馬點將》專訪傅榆：用一段青春，找尋藍綠、兩岸「最大公約數」）
「台灣這張牌好好打，打個20年就是台灣的！」
「紀錄片本來是很冷門跟學術的，現在越來越走到社會中間，不會讓人家覺得突兀。」談及於此，蔣顯斌不禁感嘆，「現在也都進到院線，台灣每一年上10部、20部都不意外；中國的紀錄片，過去這幾年上千萬、上億人民幣票房也都有。」
蔣顯斌認為，現在說故事的方法越來越放開，大家越來越不介意，用有劇情的方法，來說紀錄片的故事，紀錄片越拍越有劇情感，劇情片越拍越往寫實走，大家開始往中間靠，非常有意思。
「我覺得紀錄片一直是台灣的好牌。」看過美國、中國、台灣，遍地華人在時代變動下的面貌，蔣顯斌直言，紀錄片沒有比現在更重要的任務，不一定要評論，重點是記錄，「你想像未來這10年，會有多少事情發生？我覺得這是大家的責任，有時代紀錄的責任，台灣尤其在這件事情裡，有社會責任在。」
蔣顯斌呼籲，他覺得台灣社會難得有這樣的空間，應該讓它發光發熱，包括甫成立的文化內容策進院，應該也有個砝碼要放在這張牌上，「台灣這張牌好好打，打個20年就是台灣的，就算未來華人世界最大市場，可能是在對岸，但台灣把這張牌牢牢做好，就會是個標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