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覺得紀錄片一直是台灣的好牌。」從共同創辦新浪網，到成立CNEX基金會，蔣顯斌從紀錄片在台灣還是票房毒藥的時候，到現在已經耕耘超過10個年頭，記錄華人時代脈動的初衷，也越見發亮，「想像未來這10年，會有多少事情發生？我覺得這是大家的責任，有時代紀錄的責任，這張牌好好打，打個20年就是台灣的，就算未來華人世界最大市場，可能是在對岸，但台灣把這張牌牢牢做好，就會是個標竿。」
從踏入網路創業圈、打造新浪網的高峰，再走出岔路，開始CNEX的紀實大計畫，蔣顯斌的人生充滿意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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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說蔣顯斌的家族，是書香世家，他自己則會說，只是公教家庭。他的爺爺蔣彥士是農學博士，曾擔任過教育部長、外交部長等要職，母親則是輔大營養學教授蔣見美，「我媽小時候要填資料，父母職業都會填農夫。」
蔣顯斌說，他從小就很有長輩緣，常跟爺字輩的人混在一起，舉凡爺爺跟朋友吃飯、上澡堂，都會帶上他，「很奇怪，我求學過程中，所有放學放的記憶裡，都是跟長輩混在一起的。」
「當時台灣氛圍，就是要建設」 蔣顯斌憧憬文組但仍讀理工
「我看到的那一輩人，心中挺有民族跟國家的。」回憶起這些爺爺們，蔣顯斌說，他們很多是在政府服務，當時的主旋律，是怎麼建設國家，國際局勢又不是很理想，大家討論的，都是怎麼透過技術官僚的方法來建設。
而對於母親，蔣顯斌說，她認識的很多都是食品圈人，雖然以前沒特別感覺，「但現在回想起來，食品在當時算是高科技了，包含洋菇、蘆筍、鳳梨的罐頭，曾經幫台灣創造很大的外匯，在農轉工的過程裡，這是很重要的經濟來源。」
在家庭淵源下，蔣顯斌的童年，就在實業派氛圍裡度過，高中卻陰錯陽差，被同學拉去做校刊《建中青年》的美編，而後又跟其他社內人耳濡目染，開始接觸文學，大學後，即便念台大機械，仍刻意延畢1年，去讀心理、社會系的課程。
蔣顯斌說，自己其實一直對文組有憧憬，但當時社會氣氛，就是男生要唸理工，包括家裡，如果說要唸文學、哲學，也會把他找去開導，「當時台灣整個氛圍，還是要建設，這是當時很硬的一個題目，大家會覺得那是很正確的方向，這個脈絡，是從工業革命後，整個華人社會一直在追趕的狀態。」
面對解嚴的社會變動 他的徬徨意外在紀錄片上找到答案
大學時的際遇，也埋下讓蔣顯斌人生轉彎的種子。1987年，在歷經無數黨外抗爭後，時任總統蔣經國終於宣布解嚴，台灣開始走向民主社會，但畢竟對大多數民眾來說，這個變化來得太劇烈。
「其實台灣在戒嚴走到解嚴過程中，有非常失序的狀態。」回憶當時看到的氛圍，蔣顯斌如此說道。
「過去熟悉就是三大報、老三台，之後可以看到非常多的媒體，陷入到⋯⋯其實到今天也是，陷入非常多的口水戰，當然很多街頭的行動，在我大學過程中，其實很多人心會不穩。」
蔣顯斌回顧，當時許多人都移民，房價也有波動，因為有人會為了移民就拋掉房子，「台灣從有一個比較清楚的社會輿論，進到百花爭鳴，但當時有很多人不適應，覺得這是不是比較好的一個方向？」
彼時蔣彥士正是國策顧問，但蔣顯斌表示，家庭裡的線條比較單純，祖父在家裡，基本上都沒有討論這些事 ，「但我作為一個大學生，也是走過混亂的過程，變成不知道該怎麼看待，台灣社會力被解放出來，所呈現的樣貌。」
面對社會變動的徬徨，蔣顯斌沒能在家中、課堂裡得到答案，卻意外在電視上，看到小野策劃、符昌鋒執導的紀錄片《尋找台灣生命力》，初見便立刻著迷，「我覺得那對我是很重要的接續過程，有論述當時國民政府到台灣，在台灣怎麼梳理一些國族的狀態，進入解嚴後，生命力是用怎樣的方式出來。回想起來，那是第一部非政治領導人成為影片主角的紀錄片，是以非常庶民的面貌來論述。」
蔣顯斌接著，又看了探討中華文化，遇上西方文明境況的《河殤》，「重新佈建我對於台灣或華人的理解」，也因為找到了尋覓已久的解答，對紀錄片，開始產生依戀。
在美國網路新創成功 想回台灣卻發現「晚了一步」
後來他遠赴美國史丹佛大學，攻讀機械工程碩士，專修人機界面，「當時在美國，人機介面還是很冷門的領域，現在UI、UX很熱，是因為賈伯斯做了iPhone，當時史丹佛才剛開始在討論；人機界面讓我很著迷，牽涉到工科，要寫成程式，又牽涉到心理學，對於人的場景要去研究。」
史丹佛畢業後，他本來想再赴哈佛讀建築，卻遇上學長洪瑞殷、林欣禾，找他共同創立華淵生活資訊網（Sinanet），「我就想說玩玩看，結果一玩就上癮了，做了一些事，一下子就讓全美國的華人學生，都在看我們網站。」
在美國成功後，華淵本來想回到台灣，卻晚了蕃薯藤、奇摩一步，同時中國網路也逐漸成長，搜狐、網易、四通利方開始出現，於是他們將目標轉向；1998年，華淵與北京四通利方合併，成為新浪網，2年後，新浪在美國納斯達克上市，看似前程一片榮景，卻遇上股市泡沫化，股價從58美元一路跌落到1塊錢，市場上的投資人，開始對網路這個新奇玩具失去信心，廣告資金也紛紛撤出。
儘管蔣顯斌他們分析用戶數據後仍覺得有一線希望，還不想放棄，但後來與雅虎爭併奇摩失敗，卻也讓新浪不得不面對現實、調整策略，「我們認為台灣市場，已經不太容易再洗牌，很僵固了。」
移居中國打下一片天 一場手術卻讓他起飛的事業驟然喊停
2002年，蔣顯斌移居北京，但事實上或許該說，他是移居整個中國比較貼切。彼時中國站在經濟崛起的浪潮上，亟需重振的新浪跟著高歌猛進的腳步，靠手機簡訊打下一片天，蔣顯斌回顧，那時中國的手機正盛行，是Nokia的時代，鄉村拉電話線，得要一個個電線桿拉，但手機可以一步到位，已經變成中下階層必備產品。
搭配上中國移動低廉、每則人民幣0.5元的簡訊費用，新浪靠著簡訊搭配服務撐下一片天，向用戶推播簡訊笑話、新聞、聊天服務，慢慢擴展出2、3億人規模的用戶量；彼時蔣顯斌跑遍中國各大省分，跟中國移動各地分部談生意，儘管業務逐漸回穩，股價回到30、40美元，他的身體卻也撐出毛病。
一場心臟支架手術，讓蔣顯斌同樣高歌猛進的事業喊停，被迫停下來的他，開始思索自己未來10年去向，此時回到網路、新創產業，已經不是首要考量，「很難得人生會突然有個交流道，可以在快車道上，有機會可以出去。」
離開高速高壓的環境，蔣顯斌回頭撿起年少時錯過的風景；從高中到大學，他愛畫畫、學設計、也著迷於紀錄片，20來歲時沒有考慮過的道路，在人生又走了快20年後，猛然間在眼前開闊了起來。
人生急轉彎！蔣顯斌重新踏上年輕時錯過的紀錄片之路
「設計跟紀錄片，我花了1年探索，我在美國跑了10個以上的頂尖設計工作室、實驗室，去看大家在幹嘛，才發現大家痛苦指數很高。」蔣顯斌苦笑說，當時設計在整個產品的商業決策裡，處於非常末梢的位置，都是決策層決定好之後，派任務給設計師，也很難回過頭去影響上面的人，如今蔚為風潮的用戶體驗，在當年的商務目標裡並不存在。
另一條路就是紀錄片，初見《看見台灣生命力》，在迷惘中找到方向後，紀實影像就在他心底悄悄佔據一席，「自從經歷了解嚴，找回篤定觀察的方法後，就覺得問題是你怎麼去看，所以我一直在找看法，包括在網路創業時，有很多迷網，也會去看比爾蓋茲、賈伯斯，第一波矽谷創業家的紀錄片，都很有啟發。」
2006年，他遇上了陳玲珍與張釗維，志同道合的3人，最初原本是想拍一部影片，紀錄當時兩岸的社會情況，但終究覺得一部影片影響有限，還是要有個組織推動，CNEX基金會於是成立。
回顧當時所見，蔣顯斌說，「很像是兩岸在做不一樣的實驗。」
蔣顯斌解釋，2004年台灣總統大選後，族群撕裂到達前所未有的狀態，而中國則是經濟掛帥，天天高唱愛拼才會贏；台灣當時解嚴也才10多年，是在實驗民主這件事，中國是碰上民族與民生的實驗，思考的是兩者如何找到平衡，並讓第一批人先富起來，此外網路的進入，也逐漸解構傳遞訊息的方式，民間的資訊逐漸打開。
雙邊的差距，反倒是促成CNEX成立的契機，「我們的感覺是說，我們難得能橫跨兩岸，看到不同的風景，大家都有看到當地社會，碰到一些變動的事情，覺得該要做一些記錄，就想說10年拍100部紀錄片當觀察的座標。」
於是他們寫下CNEX的標語，給下一代太平盛世的備忘錄，開始10年的華人社會記錄的大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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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年拍100部！CNEX的「大計畫」陪導演走最後一哩路
CNEX有個大計畫，10年拍100部紀錄片，這任務當然充滿挑戰，畢竟錄片的拍攝期程，常常抓不準，動輒3、4年，甚至7、8年的作品也不在少數，「所以我們規劃的模式就是說，讓獨立導演出來找我們，把自己設立成一個平台，從上百個裡面挑出10個。」
從2010年起，CNEX每年舉辦CCDF華人紀錄片提案大會，邀請來自世界各國的紀錄片工作者提案、並給予資助，不只尋找有潛力的創作者，還找來英國BBC、美國Sundance、日本NHK等重要產業人士，一起把潛力作品推上國際。
「合作的導演本身，跟這個題目可能已經跟了3、5年，抽屜打開已經有很多的素材，是導演梳理完後，來找我們陪他走最後一哩路。」蔣顯斌談到，最後一哩路往往是最關鍵的，很多的創作，都是進到剪輯室裡才真正開始，許多導演都是前面80%先捕捉、紀錄，跟一段時間後，故事才開始浮現，如《音樂人生》一開始跟6個孩子，後來有些孩子不擅長面對鏡頭，慢慢縮到3個、2個，最後變成1個，有自然的篩選過程。
蔣顯斌指出，進入最後一哩，就是看提案導演的題目、人物、處理能力、對社會的影響，然後CNEX去認養，成為製片跟監製，並帶資源、顧問進去幫助，10年100部的目標，平均每年要10部，後來拉到平均2年，也有些特殊計畫是要等5年、7年，但還是可以做到的目標。
如此模式運行了幾年，CNEX不只在數量上達到目標，質量上也有亮眼成績：監製影片《音樂人生》、《街舞狂潮》連續在2009、2010年拿下金馬獎最佳紀錄片；中國導演張贊波的《大路朝天》、王久良的《塑料王國》，不僅在國際影展有亮眼成績，也在現實裡喚起社會矚目；傅榆在此拍出《我在台灣，我正青春》 ，為《我們的青春，在台灣》奠下基礎，紀錄青年於時代變動的徬徨，沈可尚也憑藉提案大會，完成歷時8年，質問婚姻意義的《幸福定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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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這張牌好好打，打個20年就是台灣的！」
「紀錄片本來是很冷門跟學術的，現在越來越走到社會中間，不會讓人家覺得突兀。」談及於此，蔣顯斌不禁感嘆，「現在也都進到院線，台灣每一年上10部、20部都不意外；中國的紀錄片，過去這幾年上千萬、上億人民幣票房也都有。」
蔣顯斌認為，現在說故事的方法越來越放開，大家越來越不介意，用有劇情的方法，來說紀錄片的故事，紀錄片越拍越有劇情感，劇情片越拍越往寫實走，大家開始往中間靠，非常有意思。
「我覺得紀錄片一直是台灣的好牌。」看過美國、中國、台灣，遍地華人在時代變動下的面貌，蔣顯斌直言，紀錄片沒有比現在更重要的任務，不一定要評論，重點是記錄，「你想像未來這10年，會有多少事情發生？我覺得這是大家的責任，有時代紀錄的責任，台灣尤其在這件事情裡，有社會責任在。」
蔣顯斌呼籲，他覺得台灣社會難得有這樣的空間，應該讓它發光發熱，包括甫成立的文化內容策進院，應該也有個砝碼要放在這張牌上，「台灣這張牌好好打，打個20年就是台灣的，就算未來華人世界最大市場，可能是在對岸，但台灣把這張牌牢牢做好，就會是個標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