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我還是個歷史學徒的時候，有個問題常縈胸際，那就是兩種不同類型文化接觸時，最初往往會出現一個文化的邊際。這個文化的邊際，對文化接觸後的衝突、調和與融合會發生很大的影響。雖然這祇是少年狂狷之念，但等後來接觸實際的資料，進行真正的研究時，仍然會隱隱浮現。從最初討論漢匈之間的甌脫，經過拓跋魏文化變遷的歷程，到最後對長城的探索，或多或少都有這種觀念痕跡。
不過，對於這些問題的探索與討論，往往都淺嚐即止。祇有這本書討論的拓跋氏部族進入長城後的文化變遷，比較具體。討論的範圍從太祖拓跋珪天興三年（西元400年），選擇平城建都，到高祖拓跋宏太和17年（西元493年），為了遷都而規建洛陽，前後經歷近一個世紀。這一個世紀是拓跋魏文化轉變的重要時期。由最初胡漢雜糅的文化形態轉變開始，最後完全放棄自己的文化傳統，融於漢文化之中。討論和探索就環繞著這個主題進行，研究拓跋魏和漢文化直接接觸過程中，在不同階段所產生的不同的問題。不過，最後仍然無法得到肯定的結論。因為無法確定對拓跋部族本身文化而言，這種變遷的結果是圓滿或是悲劇性的。
這些問題是香港新亞研究所5年讀書與工作，與後來回到臺灣大學歷史系任教最初幾年相繼完成的。當年的新亞研究所確是魏晉研究的理想的環境，我的業師牟潤孫先生是治魏晉的，同時又有錢賓四先生與嚴耕望先生從旁引導督促，使我順利進入這個研究領域。這本書記載的是我在這個領域裡蹣跚學步，到獨立行走的歷程。
那年，周一良先生再訪美國，到普林斯頓大學，黃清連弟正在那裡寫論文，他向周一良先生請教臺灣的魏晉南北朝史研究情形，周先生竟提到了這本書，並有所稱讚。周先生是前輩學者又是這個領域的大家，既蒙青睞，欣喜何似！此後這些年向他多所請益，眷顧尤多。祇是我已轉變了研究的方向，雖仍在魏晉領域，但已和過去研究的範圍完全不相涉，人生的際遇真是難意料。
猶憶當年準備赴香江就學，臨行請教魯實先先生。魯先生是我就讀嘉義中學時的國文老師，此後這些年一直維持親密的師弟關係，他常以我未能傳他的曆法與甲骨絕學為憾，他勸我此去能續王昶舊業，作〈金石三編〉。自知無此能力，不過入學以後，還是細讀趙萬里的《漢魏南北朝墓誌集釋》，及其他拓片，沒有想到對我的研究有很大幫助，這真是無心插柳了。
這本書最初由聯經出版，現在，得其慨允而納入《糊塗齋史學論稿》，列為一編。當初這本書出版，請臺靜農先生題額，如今臺先生已歸道山，為了表示對臺先生誠摯的謝意，仍以他的題字作封面。最初由黃清連對全書清理，這次還是麻煩他，不過書中的引文，則由李廣健弟查校，其中仍難免有誤。這本書基本上沒有更刪，僅增〈《崔氏食經》的歷史與文化意義〉一文，這是參加第一屆中國飲食文化學術研討會發表的論文，也是這麼多年唯一一篇這個領域的論文，可作為「崔浩之獄」的一個旁證。
西元2000年10月22日序於臺北糊塗齋
＊作者為知名作家，曾任臺灣大學、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教授。畢生從事歷史教學與研究工作，尤專注於魏晉南北朝史、中國傳統與現代史學、中國飲食文化。本文選自作者舊作新版《從平城到洛陽——拓跋魏文化轉變的歷程》（二版，東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