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要為這本回憶錄，或齊邦媛一生，找關鍵字，大概就是「讀書」和「文學」了。《一生中的一天》寫她從台大外文系退休的最後一堂課，「下課鐘響時，我向這幾十張仰起的年輕的臉道別，祝福他們一生因讀書而快樂。」好一句「因讀書而快樂」啊。連祝福語也不脫閱讀之美好。
齊邦媛在自述中多次強調，不論烽火連天，流離顛沛，始終抱持讀書不輟的信念。她說，一生讀書為人的基礎，正是避難重慶、就學於南開中學奠定的。人家是風聲、雨聲、讀書聲，聲聲入耳，這群學子聲聲入耳的卻是警報聲、轟炸聲，讀書聲。而日子再艱難，生活再困苦，任敵機空襲，臭蟲肆虐，書本卻無時無刻不隨身帶著，躲在防空洞誦讀不斷。
在國難當頭、革命開展之際，閱讀文學，有時難免讓人覺得不合時宜。回憶錄寫道，中日戰後，不少同學信奉中國共產黨，一心搞學潮、弄革命，見齊邦媛風花雪月，誦濟慈、雪萊詩，對她鄙夷，奚落，甚至絕交，讓她不解而難受。然而正是這些詩，終其一生，在不如意的時候，陪伴著她。齊邦媛說雪萊：「在人生每個幾近淹沒志氣的階段，靠記憶中的期許，背幾行雪萊熱情奔放的詩，可以拾回一些自信。」而濟慈，「他的詩與我似是人間困苦相依，維繫了我對美好人生的憧憬。」可以說，文學是一生情感所託，心靈所繫，是和命運對抗的武器。
也因為這個經驗，齊邦媛決定文學還給文學，和政治脫勾。日後，她從事文學教育，和各個政治立場的作家，都能不分黨派結為文友。文學就是至高無上的標準，一位作家，作品評價不因政治主張而有所增減，也不會因為政治立場的轉變而有所褒貶。此所以齊邦媛被稱為「永遠的齊老師」，被尊稱為「齊先生」的原因。因為她心中有「永遠的文學」，一輩子致力於文學教育，散播文學種子。
三
二〇〇九年，台灣經濟依舊低迷，出版市場依舊不振，但書市連續出現好幾本以巨變的一九四九為題材的書，或為流亡的靈魂留下印記，或為時代的苦難作出見證。除了齊邦媛《巨流河》、龍應台《大江大海一九四九》、王鼎鈞《文學江湖》，另外還有《我曾是流亡學生》（成英姝/成湯）、《台灣，請聽我說—壓抑的、裂變的、再生的六十年》（吳錦勳訪談）、《一九四九大撤退》（林桶法），以及《一九四九石破天驚的一年》、《一九四九浪淘盡英雄人物》（林博文）等書。
書中記錄這些在關鍵變局中活過來的人，他們走過「訪舊半為鬼，驚呼熱中腸」的歲月，家破人亡，親友離散，不會沒有是非愛憎，沒有愛恨情仇，一切情緒必然強烈而分明。但正因闖盪過大風大浪，經歷過顛沛流離，生命推向一定的高度，回顧曾經的悽愴悲慟，風雨如晦，傷口漸漸化膿結痂，生命反倒展現出更強的韌性和更寬廣的厚度。齊邦媛總結對日抗戰的歷史時說：「我在這場抗日戰爭中長大成人，心靈上刻滿了彈痕，至今仍無法原諒人類可以對人類這樣，但是，這麼大的痛苦我都經過了，所以現在我不計較，我幾乎沒有恨，我愛我所有的學生、這裡的每一位朋友，我流浪了一輩子，台灣卻是我的一生之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