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前世界各角落，似乎傳來各種負面消息：中國大陸和美國的貿易與科技戰方興未艾，日、韓兩國的貿易摩擦也日益加劇。香港反《逃犯條例》的示威衝擊數個月，情勢還未見緩和跡象。在歐洲，英國硬脫歐的危險性逐漸升高。在大洋洲，澳大利亞與紐西蘭都因為經濟不佳而將利率降到歷史低點。就在紛擾不絕於耳之際，一個無聲的消費革命與工業革命，正悄然在非洲進行中。
非洲電子商務巨頭Jumia有「非洲阿里巴巴」或「非洲亞馬遜」之稱，今年四月中在紐約證交所掛牌，上市交易首日漲幅就高達76%。雖然在中美貿易戰的陰影下，又有國際知名做空機構指控資訊披露不實，然而樂觀情緒堅挺，股價維持相對強勢。反映投資者看好非洲網上零售的前景，希望儘早吸納當地中產崛起的商機。
2012年成立的Jumia是非洲首間獨角獸（市值超越10億美元的新創企業），也是極少數敢到美國資本市場的非洲企業。雖然公司目前仍然尚未營利，不過投資市場看好非洲人均收入上升、人口年輕且愈來愈趨向都市化，上網成本下降，手機滲透率提高，都有助於網上零售發展。跟已開發國家類似，網購可能比實體店面更有投資潛力。
然而，消費革命必然是由於工業化帶來的龐大中產消費人口。問題來了，非洲的工業革命已經無聲無息地誕生了嗎？
2018年2月，位於倫敦的「思想家50雷達」（Thinkers50 Radar）機構公布了一份30位具有潛力的年輕管理尖子名單，推崇他們很可能將對未來的組織管理和領導方式產生深遠影響。這些優秀的下一代思想家頗具有全球代表性，分別來自荷蘭、南非、美國、印度、中國、挪威、加拿大、和英國等地。其中，任職於麥肯錫管理諮詢公司、在中國出生、美國長大的Irene Sun（孫轅），因其關於中國投資將重塑非洲的觀點而受到矚目。
「哈佛商業評論」2017年出版由孫轅所著的《下一座世界工廠》（The Next Factory of the World: How Chinese Investment is Reshaping Africa）。這是一本帶有學術色彩，但也結合個人史、報導文學與經濟研究的著作。書中開頭，她描述自己6歲時第一次坐上汽車的經驗。1990年在家鄉吉林長春，她與父母坐上一位擔任政府官員的家族朋友所擁有的車。在街道上只有大量單車穿梭其中的當時，那是一次特殊有點近乎特權的難得經驗。根據世界銀行的資料，當時的中國大陸人均GDP只有316美元，還低於肯亞的366美元，賴索托的341美元，以及奈及利亞的322美元。
不久孫轅隨著父母到了美國，在美國長大、一直從哈佛大學商學院畢業、到非洲擔任志工，又進入麥肯錫公司「中國在非洲的經濟投資」團隊，對八個國家（包括前述的肯亞、賴索托、奈及利亞）的企業、工會、記者、政府官員進行密集採訪、面談與研究。這時候的孫轅30歲，而中國大陸的國內生產總值（GDP）比當年成長了三十倍。她在非洲所採訪的企業名單中，就包括了近50位中國企業家。
二十一世紀以來，中國大陸的經濟快速起飛。在近些年「走出去」的海外投資戰略下，中國投資非洲製造業的數量快速增長，已成為非洲最大的外國貿易夥伴、最大的基礎設施融資國，也是海外直接投資成長最快的金源。中國企業家爭先恐後地湧入非洲大陸設廠，並且，不同於過去其他國家以能源、礦產為主的其他外資如曇花一現，孫轅的研究團隊認為，這股中國投資熱潮正重塑非洲大地的面貌。
製造業大國為何選擇非洲？是否又重演另一齣外國勢力強奪資源的老戲碼？孫轅橫跨非洲大陸、對各階層進行訪談，揭示非洲潛在的發展動能遠比我們想像的更為巨大且富含潛力，而中國的投資也改造了非洲的經濟與社會，提供數百萬非洲人生平第一份正式工作，更培養出新世代的非洲創業者。就如書中的一位推薦者所言：「實際待在非洲，你會漸漸發現這塊大地上正在發生的事情，遠遠超過大部分媒體的報導能力。」
無疑，中國工廠的進駐也帶來一些隱憂，例如貪污腐敗的官僚主義、種族歧視造成的不平等待遇、走私猖獗⋯⋯。非洲當地政府不夠健全的治理，與工業化發展階段必經的痛苦與磨合，皆是非洲邁向工業化之路的阻礙。但在希望與挫敗夾雜之中，非洲蛻變成長的可能性將被淬煉出來。
從十八世紀工業革命初期的英國，到十九世紀的美國，再到二十世紀的日本和其他亞洲國家，從這些國家的崛起可以窺見：製造業足以改造整個經濟結構，提升國家與個人的財富水準。同樣地，工業化也是中國大陸在三十年內從貧窮落後的國家轉變成世界一大經濟體的關鍵。而非洲有無可能藉由工業化複製過去的成功典範，從經濟成長的追隨者一躍成為領頭羊？
除了政府、企業、制度環境的各種障礙之外，外界刻板印象認為非洲當地人民懶散、遲到、蹺班，是不是也註定非洲的工業化難以成功？當許多人以「文化差異」來解釋管理當地員工的種種困難時，孫轅從工業化發展的歷史切入，認為「生產線上發生的事，也會改變生產線下的生活」。她引用勞工史學家湯普森（E. P. Thompson）的研究，發現英國工業發展初期，工廠工人遲到、蹺班的情形與現在許多的非洲工人幾乎如初一轍；但當他們變得像機器般工作時，英國的工業發展開始突飛猛進。湯普森說：「轉型的壓力是落在整個文化上；抗拒改變及同意改變是源自於整個文化，這個文化涵蓋了權力體系、財產關係、宗教制度等等。」換言之，工業化是一個痛苦的過程，是個人、是文化，更是制度的問題。鑑往知來，非洲的轉型進行式並非不可能。正如非洲裔的哈佛大學教授祖馬（Calestous Juma）所言：「《下一座世界工廠》是對非洲發展悲觀主義的解藥。」
孫轅與麥肯錫的另兩位研究員Kartik Jayaram、Omid Kassiri也曾出版一篇較為商業性的報告《獅龍共舞》（Dance of the Lions and Dragons: How are Africa and China engaging, and how will the partnership evolve?），論點相仿，一樣帶讀者走進非洲的中國製造業，一窺內部的真實狀況，探討這些工廠在經濟、政治、社會面開創的種種可能性。但可讀性不如更為寫實的《下一座世界工廠》。雖然寫實的採訪中，不免有負面的情節穿插。不過，全書以作者自己兒時在長春坐汽車的經驗開始，以保育專家李奇（Richard Leakey）進行中的鐵路建案環評影響結尾，還是處處透露著審慎的樂觀主義。
感謝孫轅的妙筆生花，實地探訪研究與引人入勝的故事，佐以精闢的商業與經濟理論分析，我們瞭解了無聲的非洲工業革命，對非洲於未來全球經濟中的角色定位，以及蘊藏其中的廣大商機，有了還算及時的體悟。而也就在這樣中產階級逐漸浮現的基礎下，非洲的消費革命正蓄勢待發。
＊作者為香港中文大學金融系副教授。本文原刊《奔騰思潮》，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