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全球貿易衝突以美國為中心，且不分其傳統盟友或潛在對手，包括歐、中、日、韓、加等國均遭波及。已有許多專論提及糾紛短期恐難收場。而本文則強調美國財經學界在金融海嘯後的轉向：主流經濟學界一向支持自由貿易，認為利益應大於包括所得分配與結構調整等衍生成本。
過去美國主要貿易對象，若非如德、英、日等所得水準與經濟結構近似的先進中等經濟體，便是如南韓、臺灣較為落後的小型開放國家。如今不僅中國大陸挾巨大人口規模與比較利益優勢參與國際經貿體系，歐盟於2009年《里斯本條約》生效後，亦加速整合成員國各項政策並提升至歐盟層級，經濟規模與可能影響無法小覷，對於美國產業結構與就業調整形成前所未有的衝擊。金融海嘯以來包括克魯曼(Paul Krugman)等知名學者紛紛調整其立論，知名院校與國際組織發表計量證據，指出中國崛起雖有助於美國生產力，但對部分產業與就業則造成難以彌補的傷害，且為主流媒體大幅報導。由此觀之，美國政府對包括歐、中等對手採取行動，某種程度反映了國內輿論與主流學界觀點，其作為政策後盾的效應或將使其成為長期趨勢，即使政黨輪替也未必能夠撼動。
金融業作為實體產業的衍生需要與輔助機制，在避免系統性風險同時還要協助產業發展。畢竟風險與報酬共存，其短期與長期的可能挑戰機遇，其實就是我國在全球貿易衝擊下經濟發展的鏡像。
首先，短期而言會有二項可能的挑戰與機遇：
其一自是因全球貿易秩序扭曲，帶來的授信戶營收獲利衝擊。金融機構因往來之臺灣授信戶，本身直接出口美國或與受波及臺商有上下游關係，難免遭受影響。此時金融機構或進出口廠商皆應做好避險準備，盤點可使用避險工具。機構投資人若有相關投資部位者，亦須及早因應規避可能造成之損失。在信用風險大幅提高下，金融業一方面須檢討是否具備有足夠風險計提準備與風險管理能力，進而充當企業客戶的財務策略規劃顧問。
其二是美中貿易衝突下的匯率波動風險。這已經是個老問題，但近期可能更為嚴重。金融業除協助客戶進行匯率避險，亦須善用風險管理能力，協助規劃多幣別投融資配置策略。
長期來說，也有二項必須持續關注的重點：
第一點，是在我國政府「新南向」推力與美國再工業化「東向」吸力下，供應鏈與市場產銷關係重組，所可能帶來的銀行企金業務轉移，包括銀行業海外擴展政策與資本重新配置，新市場的綜合環境評估與法令遵循，結合金融科技、物聯網與人工智慧技術的新型態供應鏈金融與貿易融資，以及為海外佈局而設計的人才發展策略等面向；
此外，在產業轉型升級需要下，金融機構信用評估與授信能力須與時俱進。例如新的徵授信技術，國內發展前瞻性基礎建設所需要的授信業務配套，以及經濟結構朝服務業轉型趨勢下的信用供應等。這也是非常值得注意的。 （相關報導： 馬紹章觀點：中美關係第四樂章啓奏，蔡英文撿到的槍準備繳械？ ｜ 更多文章 ）
＊作者葉國俊為國立臺灣大學國發所教授，共同作者謝順峰為臺灣金融研訓院副研究員。本文原刊《奔騰思潮》，授權轉載。（原標題為：全球貿易糾紛及我國金融業的挑戰與機遇。本文論點更詳盡而完整之論述，請參照：謝順峰與葉國俊 (2019) 美中貿易衝突對臺灣經貿與金融之可能影響與因應，財稅研究 48(1)，110-14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