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是一個有豐富想像力的人，對時下流行的穿越劇也沒有興趣。但當我閱讀這本令人迴腸盪氣的文革史詩時，不可思議的事情出現了：我仿佛身不由己地在時空之間穿梭，回到1966年淒風苦雨的冬天，進入作家筆下的中國湖城。
如同電影蒙太奇的鏡頭組合，在返回歷史的幻境中，早已青春夢想不再而又疲憊不堪的我，變回當年那個瘦削而清秀的小姑娘。少年的我怯生生地站在湖城市統戰部的大門口，一隻手拿著一把湖南鄉間竹子做的簡陋二胡，另一隻手緊緊捏著一小片淡綠彩紙，那是湖城「獨立寒秋毛澤東思想文藝宣傳隊」的招生海報。
淚水盈眶的鄉村女孩不太會說話，只是用祈求的神色望著宣傳隊的招生人員，拉著那些大哥哥大姐姐的衣角，死活要跟他們走。
少年創傷導致閱讀美學「入境」
五十年過去了，我卻陷入這種看似無厘頭的夢幻世界之中，重回荒誕狂亂的文革時代。難道曾因文革而生活破碎的我，還真想要再去唱歌跳舞宣傳毛澤東思想嗎？當然不是。探究自己的心理，這可能源自我心中的一個從未解開的情結：對自己傷痕累累之少年時代的痛惜與不甘。
也許在潛意識中，我想要給自己送一件慈悲的禮物，從胡發雲的敘事文字中抽出一縷縷彩色的絲線，將我貧瘠、晦暗而苦澀的少年經歷重新編織一番，編進那個充滿藝術氛圍的群體裡。這是一種神奇的召喚，《迷冬》促使我生出穿越時空的激情，在幻影中重新選擇自己的少年道路。既然我們沒法在1966年剷除毛澤東惡勢力，沒法制止文革對自己學業與家庭的破壞，那麼，至少還有小說提供的一條自救之途——逃遁到湖城那個青少年「音樂難民營」中去。
對我的這樣一次奇特而不可理喻的閱讀體驗，西方的接受美學理論可以做出解釋。一般而言，在讀者的審美經驗與作品之間有一個「美學距離」，當讀者與作品之間的美學距離為零時，讀者就完全進入角色, 入境而動情，處於一種自我失控的狀態。中國傳統詩學也有「身臨其境」之說法。
一部好作品就有這樣強大的力量，讓虛構與真實的回憶成功地攜手聯姻。被稱為「中國最有獨立立場和思想力度的小說家」，胡發雲在這本小說中以生動鮮活的敘事與描寫，創造出一種迷人的氛圍，將讀者引進小說的故事裡，置於小說的情境中。讀者會跟著小說主人公去行動，去思考，去探索人生的意義。《迷冬》裡的故事之所以令我陷入心理失控的境地，是因為它真實細緻而富於人性地，表現了那個時期被社會拋棄的一代青少年的命運。
瘋狂之海上的一艘音樂難民船
雖然同是被社會拋棄的孩子，我所遭受的厄運和湖城「獨立寒秋」的其他隊員比較起來，還不算太壞。我被趕出了課堂，他們湖城的中小學也因為運動甚至武鬥而停課了。我的父母被批鬥被關進牛棚，母親自殺未遂，小說中有好幾位隊員的父母被迫害致死。夏小布是「獨立寒秋」的主要創辦人之一，她的父親曾是省委黨校的校長，在文革初期自殺身亡。有歌舞天才的舒葉和舒蕙姐妹，其父是地質勘探隊的幹部，因在被批鬥時不肯下跪，被活活打死，母親跳崖失蹤。
當「獨立寒秋」把招生海報貼上街頭，一些人正走在危險的人生邊緣上，隨時會掉進深淵。從小就沒有見過父親的秦珊珊，直到文革爆發母親被遊街示眾，才知道自己的父親是一個仍在坐牢的蔣匪幫營長。繼父進門，因無處安身而準備自盡的秦珊珊，幸好在碼頭邊發現那張淡綠色的招生海報。能拉一手好二胡的黃為儀，是從新疆跑回來的「通緝犯」，他在那張淡綠紙頭前站得兩腿凍麻，終於找到了一條活路。
如同登上一艘救生船，一群有文藝才能的青少年將各自生命的軌跡交匯在一起了。胡發雲說：「這些十四五歲到十八九歲的少男少女們歷經那麼多於他們的年齡來說是太過於殘酷的打擊與折磨後，仍在苦苦尋找理解、溫情，尋找人與人之間的關愛與自己的生存之路」。
這部小說的副標題叫做「青春的狂歡與煉獄（1966—1967）」。因為是三部曲中的第一部，所以此書展現較多的是「狂歡」部分，其中有大量關於音樂演出的激動人心的描寫，還有感人至深的友誼與愛情。有人因此批評說，反思文革罪惡的作品不應該寫得如此「詩意」。
曾在湖南鄉下「毛澤東思想文藝宣傳隊」裡做過演員，我的經驗告訴我，在文革時期的文藝演出隊裡，《迷冬》所描寫的詩意是真實地存在過的。只是我們貧困鄉村的文藝隊，其音樂就像白居易在《琵琶行》所寫的：「豈無山歌與村笛，嘔啞嘲哳難為聽。」而胡發雲筆下湖城精英才俊的高水準文藝演出，其「詩意」如同潮水般洶湧。正因為該小說的詩意如此濃郁，富有內涵而又浪漫靈動，這才強烈地吸引我穿越時空去投奔那艘難民船，去尋找那久違了的青春悸動與藝術之美。
我因此想起獲奧斯卡獎的義大利電影《美麗人生》。這部經典作品在描寫納粹集中營的猶太難民時，成功地使用了「喜劇」形式去包裝悲劇，讓人們在殘酷的屠殺現實中，仍然看到智慧、笑容、愛與溫暖。而中國文革則是一場歷時十年的全國性政治運動，無論現實怎麼瘋狂恐怖，善良的人性仍未泯滅，年輕人依然會相愛、會歌唱，會演繹出一幅幅色彩斑斕的命運畫卷。
紅歌音樂的來源及救贖功能
借小說中著名劇作家宮克之口，胡發雲表達了他對音樂的見解，說:「音樂是保存這個世界真善美的最後一塊園地。」當人們聽到某段美妙的樂曲，如同陽光灑滿心間，春雨滋潤土地，甚至會被感動得淚流滿面。所謂「救贖」就是一種心靈的釋放與洗滌，對於陷入困境的人，音樂具有一種精神解救的作用。
在《迷冬》一書中，樂曲旋律迴響始終，其中既有作者最為欣賞的西洋古典音樂，更有大量在文革時期流行的革命歌曲。那麼，被稱為「紅歌」的文革音樂，怎麼能救贖那些在瘋狂之海上沉浮的年輕人呢？
一方面，胡發雲是一位執著而深刻的「文革紅歌」的批判者。近年來，發雲在多篇演講與文章中指出：文革期間的一些主要音樂包括一些歌頌毛澤東的歌曲，裡面有各種各樣的極權主義符號，比如紅太陽、海洋、葵花等。這些極權主義因素通過審美的方式，進入人們的心靈。這種通過音樂表達出來的個人崇拜，從毛澤東到習近平一脈相承。
然而在另一方面，忠實於生活的胡發雲，在這部有自傳色彩的小說中，毫不吝嗇地描寫那些因「藝術至上」標準被選進來的文藝人才，那些來自黑色或灰色家庭背景的隊員，是如何竭盡全力，把「頌毛」的紅色歌曲演唱得或氣勢磅礴或纏綿悱惻，餘音繚繞，令人如癡如醉，表現出巨大的美感與藝術震撼力。
如此吊詭而矛盾的現象，為什麼會出現在同一作者筆下？如果我們瞭解一下西方基督教音樂的歷史，就不會奇怪了。古典教會音樂包括彌撒曲、經文歌等，其歌詞必須承載道德教化的功能。但中世紀時很多聽眾聽不懂聖歌歌詞，他們能夠領悟並觸動情感的僅僅是音調本身。這樣，具有敬拜意義的宗教禮儀音樂，在聽眾那裡，往往變成一種純粹的音樂欣賞會。
這就說明，即使是紅歌，仍然具有音樂作為抽象藝術的特殊邏輯: 音樂要表達的東西主要不取決於歌詞，而取決於曲調。而一些紅歌的曲調，原本就是各民族的傳統民歌。例如《東方紅》原歌名是《芝麻油》，清末就傳唱開了。記得我曾在印度達蘭薩拉，和藏族朋友一起哼唱同一首曲調，我唱的是漢語紅歌《在北京的金山上》，而藏族朋友用藏語唱的是他們自古以來的民歌：「在布達拉宮的金頂上，升起了金色的太陽；那不是金色的太陽，是喇嘛的尊容。」
音樂的多義性與「酒神精神」
各民族音樂的優秀精華，就這樣被中共恬不知恥地據為己有，用來作為「造神」的工具。然而，胡發雲筆下的一場場大型歌舞演出，雖然由於政治現實壓力逼迫而「無毛不成歌」，但那些讚美毛共的陳詞濫調似乎與演員聽眾都不太有關係。就像中世紀聆聽教會聖歌的人們，他們領悟的是樂曲的真諦。
例如，在《毛主席詩詞組歌》中，沈婕一個人抱個琵琶清彈清唱《蝶戀花·答李淑一》，令所有聽眾都陶醉其中。演唱者本人對偉大領袖這首詞並無多少理解，她覺得這似乎是一曲江南古典愛情悲劇。如胡發雲所說：「那種痛徹心肺的呼喚，如泣如訴的癡語，簡直就是千百年來月照空閨人的絕唱。」而逃亡者黃為儀用二胡演奏毛澤東的《清平樂·六盤山》，其中「今日長纓在手，何時縛住蒼龍」一句，演奏者對音樂的理解與表達到了爐火純青的程度。但誰知道心靈泣血的他，想要縛住的是什麼樣的「蒼龍」呢？
藏族歌舞《在北京的金山上》，被宣傳隊的靈魂人物多多在配器和導演時做了特殊處理。他讓領舞者用藏語對著高原群峰肆意地喊，仿佛是「一個熱烈的少女在向整個世界祈求幸福與愛」。 當父母雙亡的兩個小丫頭——舒葉和舒蕙，像附著舞神的精靈，跳起《草原英雄小姐妹》來，觀眾聽到看到的是「羊羔撒歡馬蹄翻飛」，掌聲便如瀑布一樣喧響。
那些本來是歌頌暴君及其暴政的歌曲，由於其音樂表演的出神入化，在一個民族迷狂的時候，喚醒了人們最自然而共通的感情，起到了馴化野蠻、陶冶心靈的作用。從音樂的情感美學上看，其中的原因是：音樂作為人類「靈魂的語言」，具有無限的豐富性、抽象性和不確定性，能表達那些只能意會難以言傳的情感，而每個聽眾對音樂的體驗又具有多義性。那麼，歌詞中對暴君的讚美，則往往成為一種徒有虛名的空洞形式。
小說對音樂狂歡的描寫，對個人內在情緒的抒發，那種熱烈而沉醉的浪漫激情，在德國哲學家尼采看來，應該算是一種純粹的「酒神精神」。借助音樂，這些命途多舛的年輕人暫時忘卻了自身的悲劇，獲得友誼、愛情以及自由而曠達的精神昇華。
狂歡過後，等待他們的是什麼？
「甜美啊，不再孤獨了，只要能生死相共，便是痛苦也成為歡樂了！」音樂家約翰.克裡斯朵夫曾經這樣詠歎愛情與友情。然而，這個 「酒神」群體的狂歡是如此短暫，他們很快就必須接受命運的無情與無常。身為刀俎下的魚肉，他們沒有人能主宰自己的命運。正如小說中一位長者所說：「中國的革命從來不允許有第三條路，更不允許有什麼純藝術。」
那麼，這一出絕版的激越青春劇結束後，這些年輕人將走向何方？胡發雲的三部曲還有兩部沒有出來，他要講的故事還很長，我們只能掛念著，等待他描繪出半個世紀前文革浩劫的全部。可以預料的是，狂歡之後是煉獄，小說中的主人公將和我們那個時代大多數的青少年一樣，繼續經歷社會的暴力與恐怖，獨立寒秋宣傳隊將被迫解散，這些優秀的音樂人才將被迫流放到山野、森林和戈壁灘，去充當苦力，蹉跎歲月。
在那個嚴酷而詭異的時代，一切都可能發生。比較起其他文革小說，這部《迷冬》最突出的特點是，不僅展現那個時代特殊而複雜的政治歷史背景，更描繪了我們那一代在精神方面所遭受的磨難，如何從「不習慣這樣殘酷的生活」到承受命運。對於我們狼狽挫敗的真實人生，胡發雲除了有一種紀錄片式的真實呈現之外，也創造了大量跌宕起伏的戲劇性情節，使得這部著作引人入勝。當我夢遊般伴著獨立寒秋宣傳隊淌遊過五十年前的那個歲月，我感覺心靈因此更為豐富，對中國的歷史與現實有了更深的認識與關注。
＊作者為旅居瑞典的中國作家。（本文原載香港《爭鳴》月刊，萬維讀者網瑞典茉莉博客，作者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