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過去的認知相反，如今我們知道中國的採鐵和製鐵業的確有從蒙古入侵的破壞中復原。新的生產中心在廣東、福建、雲南、湖南出現，西北地區的產量也有某種程度的恢復。一六○○年時，總產量更達到歷史新高，至少四萬五千噸，生產技術上有一些新的進展。黃啟臣（Huang Qichen）的專題論著雖然對燃料著墨不多，但我們仍能從中看出元朝之後鐵生產量的恢復情況。令人注意的是，他估計所有新生產中心的鐵產量占了總產量的七成多，而且它們都離煤產地很遠，使人不得不懷疑這些鐵大部分是用木頭和木炭燒製成的。至於十七、十八世紀的鐵生產情況，我們仍然所知甚少，但這本專著（根據非常薄弱的證據）表示這期間鐵產量是下跌的。如果真是如此（或者即使鐵產量只是未能持續成長），元朝後生產中心轉移而導致製鐵不再依賴化石燃料一事，很可能貽害甚大。
至於更大範圍的煤生產和使用，仍有許多地方是我們所不知的。哈特韋爾認為，煤業始終未從蒙古人入侵和相關災禍的打擊中復原。也許此說有朝一日會和他針對鐵業的類似說法一樣，受到嚴重質疑，但目前為此這尚未發生。即使後來查明煤產量的下跌沒有他所認為的那麼厲害，煤肯定不再是中國經濟的最先進行業。
我們不知道有關中國煤礦開採與使用方面的知識，在十二至十四世紀間的天災人禍裡失傳了多少：失傳是很有可能的，因為晚至十九世紀的中國和歐洲，知識的傳授往往仍是透過師徒間的口授而非透過形諸文字的記錄。而隨著中國大部分煤礦床所在的區域變得停滯落後、遠離主要市場近而無法與其他行業的工匠有相輔相成的互動，有多少知識被束諸高閣或不再有進一步的發展，也是不得而知。採煤業在中國依然重要，但它再也不是一門先進的行業；幾種節省燃料的創新發明（包括在炒菜鍋裡拌炒而非在較重的容器裡煮食）反倒變得愈來愈重要。
十八世紀的長江下游是當時中國最富裕與森林砍伐最嚴重的地區之一，而該地區透過河路、海路貿易買得了木頭和作為肥料的豆餅，進而擴大其原料供給（有了豆餅當肥料，人得以把原本得丟回田裡增加地力的禾草和作物殘餘物當燃料燒）。長江下游的人藉助貿易紓解了燃料吃緊，但並未因此就不嘗試使用化石燃料（這兩種作法在其他地方同時並存，在長江下游很可能也是如此，只是未在文獻裡留下許多痕跡），只不過長江下游的工匠和企業家恐怕也不會因此又對煤寄予大量關注，因為不管是在長江下游，還是在長江下游商人經常貿易的地方，煤產量都很少。華南九省蘊藏的煤，只占當時中國煤蘊藏量的一．八％，華東十一省則占八％；相對的，西北省份中的山西加上內蒙古就占了六十一．四％。在華南幾個地方和華北北京的商貿腹地裡，的確有一些煤礦在開採，但它們大部分規模小，地理位置不佳，無法利用中國最富裕且最渴求燃料的長江下游市場來快速發展。它們也受阻於官方政策的不一致，時不時受到干擾。幾個最大的煤礦床都位在西北，理論上可使長江下游人順理成章投注巨資於生產和運輸改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