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高中想出去玩想幹嘛，都會被罵，他都會說是我們的錯、我跟弟弟的錯、我們會把整個家害慘、會害死整個家……我們也不能叫『媽媽』，爸爸要我們叫她『瘋女人』……」
只是想爭取民主，為何落到全家受難、後半生長達50年都精神崩潰？1987年時任總統蔣經國宣布「解嚴」，台灣看似可以民主了，只是就連出生在解嚴後的世代，都難逃白色恐怖陰影──出生於1990年後的小丰（化名），她的父親正是「全國青年團結促進會案」受牽連者之一，他一輩子走不出被刑求的痛、懷疑身邊所有人都是特務，就連女兒想出門、想跟媽媽見上一面，也會怒罵她：「妳會害死整個家！」
年約30的小丰與一般台灣年輕人看似無異，成長過程卻要面對一連串禁忌。直到長大她才明白這是爸爸過去被刑求監禁受的傷，他還在痛，一場冤獄打垮他畢業於台大的一切自信，他無法信任任何人，即便此刻的台灣真的不同以往，他仍認真告訴小丰：「學生裡都有特務。」
政治暴力創傷──這樣的詞彙在台灣或許陌生，也有許多人覺得「過去就過去了」，只是在小丰的成長經歷「過去」從未過去：「他們不一定會知道自己發生問題，他們覺得世界就是這樣，可是他的日常會壓迫到別人……」白色恐怖對父親來說仍是現在進行式，而該如何化解這些傷，將是台灣社會能否前進的永恆課題。
「爸爸生病了，你們知道嗎？」從小不自由、出門便會被大罵 她到高中才知爸爸生病了
有記憶以來小丰就是不自由的，爸爸似乎隨時都很緊張，每天晚上會花上1–2小時把門窗都鎖好，每通打來家裡的電話都要錄音，小丰和弟弟上下學爸爸必定接送，兩個小孩無法去任何朋友家玩、甚至連畢業旅行都不能去，因為爸爸覺得任何人都在監控他們。小丰跟弟弟曾想爭取出門跟爸爸大吵，換來的是爸爸痛罵：「你們會害慘整個家！你們會害死整個家！」
小丰即將上小學時雙親離婚，當時爸爸主張是因為媽媽家暴，在法庭上說著「媽媽拿菜刀追殺他」、「媽媽拿什麼東西從他嘴巴上敲下去，他滿嘴都是血，所以現在滿嘴都假牙」，爸媽離婚後小丰也不能跟媽媽見面了，她跟弟弟只能叫她「瘋女人」，媽媽寄來學校的信都不能開、不能讀。
某次在師長安排下母子見面，小丰竟愧疚不已，回到家只覺得：「完蛋了，我背叛整個家！」她說那時又自責又覺得自己沒用，雖然老師都說不要講就好，她仍忍不住跟爸爸吐實，自然是換來一陣痛罵，那時她困惑：「到底是怎麼了？」
「爸爸生病了，你們知道嗎？」升上高中時媽媽這麼對小丰說，小丰還記得自己當時很氣，「我聽不懂那什麼東西！」上大學以後小丰才開始認識精神疾病，才意識到爸爸可能生病了，甚至她也意識到──原來小時候爸爸說誰被刑求，那主角原來是爸爸，原來爸爸在離婚時主張「被媽媽敲到滿嘴都是鮮血只能戴假牙」，那可能根本就是情治單位做的。
「意識到他是什麼疾病後，我就無法再是一個『女兒』了，我成為一個『照顧者』。」小丰說。而意識到父親正是白色恐怖受難者以後，小丰也發現那些課本不講的陰影纏繞著整個家族，直到現今。
一場冤獄打垮台大菁英畢生自信：沒機會認識到那樣的爸爸了，已經是死掉的人了…
距今50多年前、1967年發生的「全國青年團結促進會案」，小丰的父親正是受牽連者之一，走訪案友以後，小丰也認識一個她從未認識過的父親──那一年，想讓台灣變更好的一群年輕人聚在一起，想將黨外人士送進國會，他們想監票、想助選，沒有打算做什麼激烈的行動，卻有特務混入煽動放炸藥叛亂，一群人什麼也沒做便被指控為叛國份子，株連百餘人、受判刑也有十數人。
小丰是在父親出獄後才出生的，對於當年的父親什麼也不知道，只是促轉委員彭仁郁曾經陪小丰一起去採訪案友，彭仁郁記得：「她問到的爸爸，跟她認識的爸爸是不同人……他當年意氣風發、可能是吳叡人的等級，但他們（孩子）沒機會認識那樣的爸爸了，已經是死掉的人了，連他們自己也這麼覺得。」
「有次同案說爸爸以前是很會講話的人，口才很好、整個人狀態很好、對人很好很正直，我跟他講說那完全不是我能想像的爸爸，他說：『妳要相信他，他以前不是這樣的……』」小丰說著那個無緣的父親少年時。
究竟是什麼打垮了當年社會上少數的台大菁英？在小丰看來，讓爸爸最難承受的是「背叛」──案發時爸爸曾經逃亡過一段時間，拜訪身在調查局的親戚時，對方勸他快去警備總部投案、只要說是來「自新」的就不會有事，怎曉得爸爸去了一趟警備總部以後就回不來了，先面臨酷刑拷問、強光照射都無法入睡，接著又面臨多年牢獄之災。
越是強調自己清白判刑越重，更是壓垮爸爸的最後一根稻草──小丰說前輩曾講過「你掙扎越多判越重」，雖然她知道爸爸講理非常清楚，可以說國家、憲法賦予他何種權力，沒有公平審判就是「政治迫害」，但一切抗辯都沒有用，國家就是要關你，他們以為能講道理、能用知識救自己，最後仍被打垮了。
「他們最有自信就是聰明才智啊，問題是，我是地方上的知識青年，但沒有用。」彭仁郁說。而小丰回憶：「爸爸有說一句話：『他們就是打到覺得這結構（劇情）可以了，才停下來。』去看判決書真的很扯，還扯到史明、彭明敏啊、黃英武全都放在判決書，判決書裡不是說他們合作什麼，是說這些人都有關，好像有理由判很重，爸爸案友說他們本來被判二條一（唯一死刑）……」
過去小丰不明白為何父親一輩子都在打官司，他整天埋首書房看卷宗，螢光筆劃滿滿重點卻沒贏過一次，成天喊著「司法不公」，只是就彭仁郁的觀察，小丰父親對官司的執著，或許就是一種被平反的渴望──50年前的官司讓他輸了一切，他好想贏一場，一次也好，好想贏。
認識數十年卻不知難友天天吃安眠藥度日 說出口才可能療癒的傷：如果你想講，是可以講的
當父親的傷口發痛發炎，那並不是多數孩子能夠承受的，促轉委員彭仁郁便感嘆：「我們現在看來會覺得（小丰爸爸）是思覺失調，但在我看來是活在那個時空的延續，而那對小朋友來說是很恐怖的事。」
而小丰說：「我以前做的努力其實不是白色恐怖的努力，是想帶他看醫生……我一直很氣他不打人，他打人就可以強制送醫了，但我爸不是那種人、他連髒話都不會罵，我一直沒有破口可以讓他去看醫生……」長期在父親的飆罵與壓力下過活，小丰也是上大學才發現自己身心出現問題，如今仍在抗戰。
一人受難，全家坐牢──這是許多白色恐怖受難家庭血淋淋的實態，大家都痛，卻未必知道傷口在哪，小丰如此看待：「這是一般人的受苦狀態，政治暴力更是很少有人把他想在一起……他們不一定會知道自己是有問題，他們會覺得這世界就是這樣，可是他的『日常』會壓迫到別人──我爸說整個白色恐怖把他人生都毀了，我也覺得，呵呵，他把我們弄壞了。」
政治暴力創傷修復路漫漫
政治暴力創傷療癒，這是在台灣轉型正義極新的概念，在促轉會擔綱這項職責的彭仁郁甚至會碰過一些前輩問：要不要把資源讓給別組？那些受難者以為傷痛已經過去了、自己好好的，但大概一年後他們也會跑來告訴彭仁郁：「跑來跟我說他晚上都會做惡夢，或難友因為身體不好，打電話去不是當事人接，是家屬接……安眠藥都已經吃了好多年，難友都不知道自己其實彼此有狀況，也不知道對方吃了這麼久的藥，知道以後前輩們會突然有很大的震憾，想說難友都認識幾十年了，怎麼心理上的苦都不曉得……」
關於白色恐怖，肉體上的用刑、生命被幾顆子彈剝奪的殘酷容易被看見，心理上的苦卻連受難者都未必能意識到。小丰說如今爸爸是好多了，可以接受居服員來家裡已是很大的進步，只是還有很多受難者未必能意識到自己的症狀，她以受難者女兒身份出來談家族之痛，其中一個原因正是希望社會意識到政治暴力創傷──
「雖然我覺得自己沒什麼價值，但如果這經驗拿出來分享可以幫助到某些沒辦法說話的人，我就願意稍微動一下……要有一個人告訴大家有這件事，讓有創傷經驗存在的人看見有人也是有經驗的，我也要跟那些沒有創傷經驗的人說這件事：我的身邊也有其他人這樣，你們要看得見這些東西……可能有天也會跟無法說的人說『如果你想說就來』，他們可能光是聽到有人站出來說就會有刺激，我要強調這些沒有不好，如果你想講，是可以講的。」
在小丰看來，轉型正義上「歷史」跟「創傷」都是要談的，如果只有歷史被談還是可以談得下去、但會失去很多，如果只有談創傷的話則是沒有辦法被理解，當然首要前備工程還是把歷史公開來，公開以後當事人才能說，才能知道很多傷隱藏在人的身體裡；走過父親的傷與自己的傷，她盼望的是有天受傷的人都能替自己的症狀「命名」、說說自己究竟是怎麼了。
而或許，唯有傷口被承認與療癒，這社會才能向前一步，漸漸擺脫過去陰影，受難者也終能脫離過去的時空──真正痊癒的那天或許還遙遠，但只要有開始，一切並不會太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