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來在公開場合以溫和著稱的前中共國務委員戴秉國，日前在重陽金融研究院與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合辦的會議上，就南海問題的發言卻十分露骨。其中值得格外注意的是，這是代表北京最高層級的對外發言中，在南海問題上極難得提到台灣的少數幾次之一，因為戴秉國訴諸了二戰後所謂的世界秩序。
戴秉國指稱，二次戰後是美國軍艦載著中國的接受人員收復了西沙與南沙，並且爾後在前往地理調查時，會向台灣當局事先提出申請。據此，戴秉國指控華府今天轉而宣稱在主權問題上中立，其實一種倒退。照理講，這是北京很重要的辯論角度，然而，儘管這點眾所週知，北京高層過去似乎始終不太願意強調。
如果強調美國在二戰之後的行為，要求今天美國應該維持立場一致，那麼，釣魚島也是美國戰後佔領，然後再轉交給日本，成為今天東京能以佔領者之身份，取得了各種歷史詮釋的優勢。然而，華府在釣魚台的問題上，也說自己是中立，在北京感受中卻是，反正島在東京手上，華府的中立姿態實際是想對東京有利。
可是，南沙與西沙目前不是就大多在中國的手上嗎？這點優勢為何不會讓北京對華府的中立感到釋懷？如果華府的中立似乎有利於東京在釣魚島爭議上的立場，如何宣稱是不利於北京在南海的立場。倒過來說，如果華府在南海主權爭議上的中立，是倒退，那華府在釣魚台問題上的中立，北京就應該慶祝才對。
這樣的對比顯示，北京在看待東海問題與看待南海問題時，其外在的情感是不一致的，亦即對同樣的兩件事情，出現了不同的情感。或許正因為認識到自己在其間有這樣的不一致，使北京對於戰後由中國國民政府在接受過程中的表現，以及來臺後曾批准華府派遣調查員的表現，不願意特別強調，而只肯強調歷史主權。
也就是說，北京不願意太強調美國在中國收復南海領海時的正面角色，以免在釣魚台問題上產生美國本來也就可以安排給東京的聯想。而美國這個角色的凸顯，不可避免地涉及到台灣的中介角色，也就是北京必須溯及國民黨的歷史作用。但無論戴秉國如何更想強調中國的歷史主權，如今他畢竟提到了這段涉及台灣的過去。
這是什麼動機呢？如果這是戴秉國有意識地敘事策略，其中可能的計算有兩個：一是要摧毀華府的信用，摧毀以後，無論釣魚台問題的歷史是什麼，都是沒有信用的華府所搞的鬼；二是摧毀台北的信用，將台灣歸類為自始聽命於美國的棋子。不過，戴秉國沒有想到的是，台北可能竟因此而找到一個切入的機會。
戴秉國利用台灣想把華府綁在二戰戰後秩序上。但是首先，中國國民黨已幾乎退出歷史舞台；其次，香港回歸更不屬於戰後秩序；再其次，聯合國已沒有中華民國；最後，二戰後秩序主軸之一正是對中國的圍堵與冷戰。如果華府不便說，臺北之計就是直接戳破國王的新衣──台灣主張：二戰戰後秩序早已崩潰了。
台北如此公開、具體的主張，一舉數得：
1. 既然台北不承認戰後秩序的約束性或默契，也就不必接受北京繼承中華民國政府而領有南海的正當性；
2. 否定戰後秩序的存續之後，台北維護太平島主權與南海固有疆域之作為，就不可能被外界以為是與北京在唱雙簧；
3. 華府對南海以及東海的干預，在實際效果上早已不受到戰後秩序的約束，台北乃與華府形成呼應之外交態勢；
4. 同理，台北間接質疑了因為戰後秩序延伸而獲交釣魚台的日本主權主張，開闢了未來在東海議題上的折衝空間。
＊作者為台灣大學、中山大學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