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祚來專欄:從謀刺鄧小平,思考「讓當局免於恐懼」

2019-05-30 0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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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起激烈的行為是胡耀邦悼念大會在人民大會堂結束時,三名學生跪遞請願書,在當時的場合,中共內部正在紛爭中,沒有人出面對學生運動負責或願意溝通,造成學生普遍的情緒激動,客觀上造成對當局的敵意升級,當局卻無責任人來承擔,學生們要求時任總理李鵬出面,現在看來這是不可能的事情,除了當局的權勢傲慢,還有一個就是溝通的程式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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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起激烈衝突或過激行動就是向天安門城樓的毛澤東畫像潑墨,這是非示威的學生所為,學生糾察隊將其糾獲送到派出所。現在的個別當事人仍然認為,應該用更激烈的方式終結中共暴政,學生們和平的方式沒有成效。

示威遊行的升級就是絕食甚至絕水,整個過程是和平的,非常慘烈令人揪心,時任中共總書記趙紫陽在知道自己即將出局的情況下,直到最後才毅然到廣場看望學生。但當局並沒有因此開始真誠的與學生代表公開對話,而李鵬在人民大會堂與學生代表見面,並不是對話,還是最後通䜓與威脅,儘管他不能像鄧小平那樣最終拍板軍隊暴力鎮壓,但他一直是鎮壓和平民運的慫恿者與激化矛盾的重要角色。

引發學生與市民更激烈的抗議,學生運動難以撤離廣場的最重要原因,就是中共將八九學運定性為動亂,是當局製造學潮升級的動因,而學生們希望通過公開對話,讓當局公開承諾不秋後算帳,並承諾反腐敗與新聞自由、政治改良。學生們從和平示威到絕食、絕水,如此極端的幾近自殺式的和平抗爭,得不到當局任何回應,最後竟然是出動坦克裝甲車,用衝鋒槍沿著長安街掃射開路,對和平佔領廣場的學生進行暴力清場。

中共當局如此毫無人性,突破的不是法律底線,而是人倫的底線,人類歷史上從來沒有這樣的事態,當局在國家廣場上公然屠殺和平的民眾。

因為這一殘暴的結果,所以現在一些反思者由此推論:學生們的抗爭運動過於和平,沒有考慮到武力抗爭,應該直接衝擊中南海,衝擊中共最高領導人住處,刺殺、綁架中共實際領導人鄧小平、李鵬,學生運動應該更激進,直接提出推翻共產黨政權(只有激進才能成功,還是只有激進才能更壯烈的失敗,推論者不去考慮,當然也無法對這種觀點造成的後果負責)。

香港大學紀念1989年六四天安門大屠殺的「國殤之柱(Pillar of Shame)(AP)
香港大學紀念1989年六四天安門大屠殺的「國殤之柱(Pillar of Shame)(AP)

二、中外歷史經典案例並不支援謀刺的激進方式

不用列舉更多,著名的案例人們多耳熟能詳:荊軻刺秦王、二戰時希特勒多次遭遇暗殺,清末維新變法,康梁策劃刺殺西太后。這些案例背後都有完美的方案,也是載入歷史的事件,當事人不成功則成仁,如果成功了,確實可以改寫歷史甚至人類史。

上述經典刺殺案例,接近八九民運背景的,是清末維新變法時的康梁謀變,因為他們看到變法的阻力在垂簾聽政的西太后,而西太后有可能發動宮廷政變,廢黜光緒帝。康、梁因此鋌而走險,策動袁世凱參與兵變、政變,結果我們也都知道,整個百日維新流產,菜市口有了維新壯士的鮮血與傳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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