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的宿命在於，袁世凱如果參與兵變並成功，那麼，君主立憲有可能成功，大清因此獲得一份光榮與虛君的大位，國家可能開啟和平憲政的進程。而袁世凱不參與或告發了康梁策動的兵變，自己隱忍十多年，兵不血刃，卻使大清退出歷史舞臺，袁本人得到了國家實際控制權。
到底是哪種方式更有意義或價值，今天我們可以思考，八九年當時的時局異變，當時人難以預料與控制。八九民運，即便有衝擊中南海，甚至有可能刺殺、綁架鄧小平、李鵬的行動，但最大的可能是失敗，當即會被血腥鎮壓，結局也是多了一批壯懷血性的烈士，其鎮壓的合法性卻勝於暴力鎮壓廣場學生。最嚴重的情形是，整個和平民運演變成為暴力運動，沿襲的是法國大革命、十月革命的血性浪漫模式，但只要我們清醒地回望百年世界史，相比和平革命或光榮革命，血性浪漫的方式對國家民族並沒有良性的結局。
當年學生們佔領廣場，高音喇叭裡發出的只是聲音，要與當局對話，也是希望得到當局積極的善意的回應。如果有極少數人士主張更激烈的血性方式，學生們難以接受，謀刺與綁架的機會與路徑並不存在，與當年康梁變法之時，不可同日而語，因為康梁已進入變法的中央核心層，可以與新兵領袖直接交流溝通。當時的廣場學生要尋找這一路徑，在過程中就可能被捕獲，當局以此來撲滅廣場和平運動，就可以合法找到藉口。從李鵬後來出版的日記看，他們一直在尋找學運領袖們的暴力推翻政府的證據，只是一直無法找到，最後只能通過夜間驅動軍隊進城，激發矛盾衝突，以為製造血案找到理由、藉口。
當時廣場與長安街偶爾總是會有軍車故意棄槍，讓學生、市民拾撿，學生們不為所誘，主動保護交付員警，這是非常明智的選擇，而劉曉波在廣場上砸槍，砸掉的不是一杆槍，而是當局的口實證據。如果一杆槍被當局在廣場上發現，或者一個人持槍與軍人對抗，後果不堪設想，暴徒之名就不是由中共口舌憑空捏造，而是有真憑實據。畫面會是這樣：廣場上有學生市民與士兵開槍對射，軍隊被迫還擊。軍隊在廣場核心區開槍掃射就有了合理藉口，而且現場的軍人會發自內心的認為，他們在與暴徒作戰。
所以，和平的民主運動，必須理性而純粹。而這，正是八九民運最偉大、最了不起的壯舉。
三、八九之時中共兵變倒鄧的可能性
鄧小平嫉恨胡耀邦，這應該是事實，因為胡耀邦同情1986學潮，同時支持、鼓勵鄧小平退休，這也是胡退任總書記職位的重要原因（還有就是鄧無法容忍胡的“功高蓋主」），胡耀邦觸犯了鄧小平個人紅線與中共的政治紅線。當知識界與學生、市民雲起遊行到廣場上紀念胡耀邦，鄧完全可以相見１９７６年市民學生在廣場紀念周恩來，七六年的廣場運動，矛頭指向四人幫，甚至指向毛澤東，而八九民主運動，民心所向卻逆了自己的意願，鄧小平的失敗感由此而生，嫉恨心態也屬常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