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歷史上，中國與台灣的政治變遷相互影響，台灣學者、華人民主書院董事會主席曾建元18日出席「六四30周年研討會」指出，中國六四天安門事件也對台灣民主化造成深遠影響，他認為，台灣學生汲取了中國學生在「八九學運」的經驗，在1990年組織「野百合學運」對抗國民黨政府，而當時的總統李登輝也銘記中共六四鎮壓破壞國家形象的後果，於是台灣沒有重蹈六四悲劇，開啟民主進程。
1980年代山雨欲來、躁動不安的兩岸公民社會
1926至1927年間，鄧小平與蔣經國是蘇聯莫斯科中山大學的同窗，在1980年代的兩岸，這兩位分別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蔣經國在1984年重用本省人李登輝為中華民國副總統候選人，被視為「催台青」政策的巔峰，1988年蔣經國逝世，李登輝繼任為中華民國總統；同樣時期，鄧小平作為中共實質領導者、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提拔了自由派的胡耀邦與趙紫陽，兩人分別擔任中共總書記與中國國務院總理，確立改革開放的「三駕馬車」。
曾建元指出，當時兩岸雖然政體不同，但實際上都是「黨國體制」，公民社會試圖突破黨國體制的網羅。1985年，鄧小平提出政治體制改革，胡耀邦推動了「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學生也熱烈議論政治改革，1986年12月起，安徽合肥中國科學技術大學的學生抗議基層人民代表大會代表選舉不民主，這股「八六學潮」擴散到上海、北京、天津等地，然而立即被當局鎮壓下來。
後來鄧小平堅決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胡耀邦因此隔年辭掉總書記。曾建元說，台灣非常關心這場學運，1980年代的台灣校園也同樣有風起雲湧的學生運動。1987年5月11日，台灣大學學生身穿噴有紅漆「普選」字樣的衣服，要求代聯會主席普選、校園內的出版自由，他們從校門口遊行到傅鐘，途中高喊「普選」、「我愛台大」等口號，這是「511台大學生日」抗爭傳統的起源。
視角轉移到對岸，北京大學三角地成為自由民主思想碰撞的集散地，學生王丹等人開始在校園內舉辦「民主沙龍」講座。曾建元說，當時兩岸的學生運動其實蓬勃程度差不多，「但是在黨國體制的宣傳下，把我們形容成天堂，把大陸說成是地獄，瞭解歷史真相後會發現，只是五十步笑百步罷了」，「（國民政府）憑什麼說我們的百年國會，比中共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還要民主？這無法說服台灣學生與民眾」。
然而曾建元說，兩岸的差別在於，台灣當時處於逐漸自由化的階段，蔣經國 1986年3月主持國民黨十二屆三中全會，決議「要以黨的革新帶動全面革新」，並召開小組研究民主化政策。該年9月28日，黨外人士齊聚於被視為蔣家權威象徵的圓山飯店，成立了台灣第一個反對黨「民主進步黨」。1987年7月15日，台灣終於迎來民主政治的重要分水嶺──解嚴。
八九學運成為台灣借鏡，也賦予野百合學運正當性
時間快轉到1989年，北京發生「八九學運」，台灣社會透過實況轉播的電視台，連續幾個月關注中國學生的抗議行動，台灣校園也動員了大批學生到中正紀念堂聲援中國學生。曾建元說，台灣教育部分明有「禁止學生跨校組織活動」的規定，但由於天安門學運主要是反對中共、爭取民主，因此台灣當局「睜一隻眼閉一隻眼，讓學生可以到中正紀念堂去抗議北京政府的不民主」。
六四最終收尾在軍事鎮壓的慘劇，曾建元指出，李登輝總統與行政院都有「嚴厲譴責中共」，並祭出措施接納中國學生來台，只要放棄中華人民共和國護照，台灣會提供中華民國護照、就學補助。他進一步解釋，六四對台灣產生的關鍵影響在於，台灣學生從中國學運的經驗中學習到，「如何用同樣的抗議訴求去面對國民黨」。
1990年3月16日，台灣學生也展開了靜坐抗議活動，將近6000名學生將精神象徵物「台灣野百合」豎立於中正紀念堂的廣場上，提出「解散國民大會」、「廢除臨時條款」、「召開國是會議」、以及「政經改革時間表」等四大訴求。
台灣領導人銘記共產黨如何處置八九學運，避免重蹈覆轍
曾建元說，「當時蔣經國之子章孝慈到廣場來，不是呼籲學生回學校，而是給學生加油打氣；而後來的文獻也指出，李登輝總統第2天就想去廣場看學生了，因為他明白前一年在對岸的學運，對國家的國際形象造成非常大的影響。」這改變了國民黨對待學運的態度，也鼓勵台北市民上街頭喊出「要求民主」的心聲。
和前一年的北京天安門學運相比，野百合學運幸運地擺脫了黨國體制統治的悲劇性宿命。曾建元表示，由於國民黨容許大規模動員學生去聲援「八九學運」，建立了學生抗爭、追求民主的正當性，國民政府就沒有理由去鎮壓野百合學運，當時的台灣領導人也銘記共產黨如何處置八九學運，避免重蹈覆轍。
李登輝總統禁止軍警鎮壓驅離，並在5天後接見學生代表，正面回應青年們提出的改革芻議，這場意義空前的抗爭也在150個小時之後，平安落幕。隨後台灣在1991年廢除《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並結束「萬年國會」的運作，使台灣的民主化進入新階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