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種是在非常年代，運動之勢，雷霆萬鈞，順我者昌，逆我者亡，高壓之下，強迫人人表態，互相揭發批判，連沉默的權利也被剝奪。在眾人爭先恐後上臺表態、呼喊口號的時候，倘若有人在紅色潮中悄然隱身，做一個沉默的「逍遙派」，雖然算不上什麼高尚的美德，也是要有一點潔身自好勇氣的。在那個年頭，不人云亦云，不落井下石，不揭發批判老師、同事，是很需要一點內心的定力與良知的。
將錢鍾書與馮友蘭比較一下，就明白了什麼叫雲泥之別。同樣面對江青的恩惠，一個是「天子呼來不上船」，另一個是寫效忠信表達感激涕零。至少到目前為止，尚未發現錢鍾書夫婦有揭發批判別人的歷史。經歷過那個時代的過來人，都知道那是非常不容易的。覆巢之下，安有完卵。當沉默的權利也被剝奪的歲月裡，張志新、顧准、林昭固然了不起，但像錢鍾書這樣有所堅守，有所不為，也同樣令人肅然起敬。錢鍾書常常讓我想到魏晉時代的阮籍。「竹林七賢」眾傑，個性剛烈的嵇康被殺，世故的山濤入仕周旋於權力場中，而阮籍則退隱山林明哲保身，司馬昭提出要與這位大名士結兒女親家之好，阮籍大醉六十日以示拒絕。阮籍、錢鍾書雖非道德英雄，卻是有所不為的狷者，是黑暗時代中的正派人。他們在「不自由意志」之下，做出的是雖非英雄、卻不無自尊的自覺選擇。
第三種是在威權社會，比如兩蔣時代的臺灣，不像非常時代那樣強迫人人表態，有一定的言論自由，卻又不完全；沉默的權利是有的，甚至沉默為當權者所默許與鼓勵，社會的沉默與政治的威權構成了某種默契的同謀。然而與非常年代一樣，知識份子的議政需要有道德的勇氣與擔當。於是，大多數知識份子的沉默，便成為了「不自由意志」下的不得已選擇。在這樣的時代裡面，發聲固然是道德擔當，沉默就必定意味著道德虧欠嗎？
依我之見，對知識份子整體精神狀態的道德診斷，必須置於一定的歷史語境，而對個別具體人物的臧否，更需要審慎。道德評判最適用於「自由意志」下的自由人，對於「不自由意志」下的不得已者，抽象的道德原則不過是削足適履、強人所難。在非常年代，潔身自好只是少數，沉默反而彰顯出正派的低調美德；在威權時代，「沉默的大多數」既非美德，也非失德。道德對於「不自由意志」所做的不得已選擇，往往包含合乎情理的斟酌與寬容。因為人不是天使，亦非魔鬼，人性中有聖俗二元性，既然道德審判的不是天使，而是凡人，那麼道德尺度必須符合人性。
從柏拉圖、阿奎那到19世紀俄國、法國的知識份子，都以上帝或普遍的正義化身自居，對於知識份子來說，社會輿論對其人性的期待會更高，即使到了世俗年代，知識份子成為與鞋匠同樣的職業，而非某種精神象徵，社會對他們的道德依然有所期待。因為知識份子所從事的是特殊的職業，這一特殊的職業過去是神聖的，擔當天命的，現在依然要求其有道德的擔當。因此，民眾中「沉默的大多數」令人習以為常，知識份子中「沉默的大多數」便引起了爭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