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適逢五四運動一百週年。但在紀念這個「百年一遇」的難得節日中，中共習近平除了讚揚它是「偉大愛國革命運動」，並順勢要年輕人「聽黨話，跟黨走」之外，對「德先生」「賽先生」卻略而不提。無獨有偶，蔡政府的文化總會宣示台灣民主自由制度重大成就是從五四而來，卻遺漏了日治時期明治維新及「大正民主」傳統。這種北京「避重就輕」而台北「只見樹木不見森林」的缺失，既證實了伏爾泰的名言「歷史不過是我們對死人玩的各種花樣，人們改變歷史以迎合自己期望」，也顯示了「一個五四各自解讀，不同時代不同解讀」的多元歷史樣貌。
五四運動本身確是學生愛國運動。為了抗議列強袐密協議，犧牲青島主權，北京十三所大學院校三千多學生聚集天安門廣場，向東交民巷外國使館區出發遞交說帖，沿途手持「還我青島」「拒絕和約簽字」「反對強權政治」等標語，還散發北大學生羅家倫寫的《北京學界全體宣言》，說「我們學界今天排隊，到各國公使館要求各國出來維護公理；務望全國工商各界一律起來設法開國民大會，外爭主權、內除國賊。中國存亡，就在這一舉了！今天與全國同胞立兩個信條：中國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斷送！中國的人民可以殺戮而不可以低頭！國亡了！同胞起來啊！」而因遞交說帖無果，憤怒的學生轉向「火燒趙家樓，痛打章宗祥」，把氣出在喪權辱國的外交官身上，鬧成了全國大事。
問題是，五四運動不單是學生愛國運動，它主要是知識分子及學生長期新政治新文化啓蒙的果。在知識分子方面，從清末嚴復、康有為、梁啓超、章太炎等到民初陳獨秀、胡適，啓蒙思想早已在學界學生輩紥根。胡適的「文學革命」大家耳熟能詳，更重要的是創辦《新青年》啓蒙雜誌及最先喊出民主與科學的陳獨秀。由他開頭而由胡適等接續的民主與科學（德先生與賽先生）啓蒙思想，在五四運動前已風靡先進學生如羅家倫、傅斯年等人。羅傅等再成立《新潮》雜誌，批判舊文化、介紹新西潮。研究五四最深入的美國學者舒衡哲在她的名著《中國啓蒙運動一知識分子與五四遺產》中明確指出，《新潮》出刊短短四個月，就達到了「激發五四運動」的最高潮，其傳播速度之快，對北京（直接）及全國學生（間接）影響之大，無與倫比！
羅家倫也在五四事件後二十二日發表《五四運動的精神》，正式為「五四精神」定調，說「這次運動顯示了學生的犧牲精神。從前我們中國學生總是口若懸河、妙筆生花，但一旦要行動時，卻又瞻前顧後、猶疑不決。⋯⋯唯有這次，學生的反抗精神壓倒了社會的麻木不仁。這樣的自救精神將永不磨滅，它是再造中國的元素！」
羅家倫說的沒錯。由啓蒙思想到啓蒙行動，由坐而言到起而行，五四運動後國民運動及共產運動之興起，以及北伐革命之成功，不能不說：「民主自由」思想及「革命救國」行動的傳播及觸動人心（大陸學者李澤厚稱此為「啓蒙與救亡的雙重變奏」），構成了「再造中國」的重要元素。
而「民主自由」及「革命救國」就是五四這個「啓蒙及愛國雙元運動」的真相。前者啓發及啓動了後者，後者又再造了中華民國（成就蔣介石）及肇建中華人民共和國（成就毛澤東）。只可惜的是，達成「革命救國」目標後，蔣介石及毛澤東都拋棄了「民主自由」！
毛澤東在紀念五四運動時，只強調北伐、建黨（中國共產黨）、建國成功的一面，說「在五四以後，中國的文化是新民主主義性質，屬於無產階級社會主義文化革命。」連經歷文化大革命慘痛及毛澤東倒行逆施獨裁後，一九七九年鄧小平等人紀念五四運動六十週年，看似「撥亂反正」，回到思想啓蒙一面，其實還是把五四的啓蒙成果等同於接受馬克斯主義，說「沒有民主思想的覺醒（注意：中共講的民主思想是毛澤東式的新民主主義及民主集中制），不可能有民族意識的高漲，也不可能接受馬克斯主義思想，把社會主義當作徹底改造中國的道路。」
社會主義確實成為中共的唯一道路。十年後的五四至六四，發生了另一次被稱為「革命革了四十年，一夕回到五四前」的六四天安門大屠殺（一九一九的五四運動也是發生在天安門），中共社會主義式的愛國再一次撲滅了學生知識分子民主自由式的愛國。同時再過三十年，習近平甚至取消了國家領導人任期制，並在紀念五四運動百週年時要年輕人及其他國民「聽黨話，跟黨走」。以上堪稱中共社會主義道路的「一以貫之」！由於一以貫之，回到毛澤東時代絕不令人意外！
而國民黨也不遑多讓。北伐成功後，不但接著清黨、大搞孫中山崇拜、要求民眾讀「總理遺教」，而且大力復古，把中國的黃金時代定於三百年前，對五四新文化表示不屑。原本親國民黨的胡適於是以《新文化運動與國民黨》一文批評「革命的國民黨變成專政的國民黨」，指其：反對白話文運動，維護古文；在思想統一旗幟下，摧殘思想自由、壓迫言論自由；反對新文化，提倡復古主義，「根本上國民黨的運動便是一種極端的民族主義運動（不甘心承認西方的文化）」。胡適並預言，當進步思想界對國民黨的同情喪失之日，便是國民黨油盡燈枯之時。
胡適的預言不幸成真。但退據台灣的蔣介石「故態依然」，他在國民黨七全大會上斥責五四運動提倡民主與科學，演成「破壞我們歷史文化的後果」「流於赤化及俄化」。一九五六年，孫立人事件隔年，蔣介石要各界對他以建言代替祝壽，《自由中國》雜誌推出大型祝壽專號，要他做完二任就好，不要當終身皇帝。他馬上下令蔣經國發出《向毒素思想總攻擊》小册子，歸納四類毒素思想：主張言論自由者、主張軍隊國家化者、主張自由教育者、批評領袖者。五四運動倡導的啓蒙思想，至此全部成為國民黨眼中的大毒草！啓蒙行動者（例如雷震的組黨行動）則成為「為匪宣傳」「中共同路人」！
一九五七年，《自由中國》發表了《重整五四精神》社論，指出五四這樣重要節日在台灣幾乎被人忘記了，過去七八年間，由於開倒車的復古主義（即文化復興運動）及現實權力，五四這個知識分子心中最有意義和最有價值的日子，竟成了不祥的記號，大多數青年不知有此節日，了解五四的少數人也把這天藏在心裡。「然而，時至今日而講復古，根本是死路一條，不會有前途。拿過去的光榮，怎能彌補現在的空虚？提倡開倒車的復古算是愛國，提倡科學與民主以促進國家的新生與進步，為什麼反而不算愛國？」
社論結尾表達了繼續五四未竟事業的決心。但他們不知道，一黨專政及法西斯獨裁是註定與「五四未竟事業」為敵的。一九六〇年，就在雷震集合本外省自由派宣布成立中國民主黨（國民黨第一個真正的民主反對黨）前夕，也是《大江東流擋不住》社論發表前夕，雷震被捕，新黨被迫胎死腹中，大江東流畢竟被擋住了！而且直到一九八六年蔣經國默許民進黨成立，國民黨兩蔣政權及其黨國信徒一貫與戒嚴及臨時條款（取消憲政）相終始，也一貫與扭曲及敵視五四相終始！
義大利歷史學家克羅齊說「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因為不只歷史知識會累積，當代人也會以各自角度詮釋及重寫歷史，別有用心的統治者及黨派甚至會「改變歷史以迎合自己期望」。所以對中共、當年國民黨及今後任何人，會「一個五四各自解讀，不同時代不同解讀」，大家絲毫不必訝異。這就是歷史的多元樣貌！
＊作者為時事評論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