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相信胡對「大東亞共榮圈」是真心擁護的。直到民國三十四年（一九四五）初，日本戰敗投降前半年多，胡還寫出這樣支持德、日軸心國的理論：
我看反軸心是打不掉德國的，更打不掉日本。有悲多汶（貝多芬）與歌德的國家，有浮世繪與櫻花，有堅貞的男人的刀與華麗的女人的衣裳的國家，是絕不能滅亡的。（〈正視戰爭〉，見同期《印刻》）
我也喜歡貝多芬與歌德，浮世繪與櫻花；尤其對日本的文學和電影，我的喜愛與了解程度決不在胡蘭成之下。但是，這絕不表示我就會擁護德國納粹和日本軍國主義，更不表示我就得歡迎他們來侵凌我的國家、屠殺我的同胞。貝多芬與歌德不等同於納粹，浮世繪與櫻花不等同軍國主義；納粹與軍國主義敗亡也不等同德日亡國。胡蘭成連這麼簡單的道理都夾纏不清，基本邏輯都不通，還要成立一套思想學問體系，實在是匪夷所思。
多年後有一次胡在台北被問及「為甚麼要去當漢奸？」他的回答理直氣壯：
「當時重慶是蔣先生，淪陷區是汪，西北有毛，秦失其鹿，天下共逐，豈有誰正誰偏，誰忠誰奸的問題？」（見朱天心：〈梅花有素心，雪月同一色〉，同期《印刻文學生活誌》）
問題在於他偷換概念，故意不提日本。秦失其鹿，各方當然可以共逐，但是造成「失鹿」而導致生靈塗炭的罪魁禍首是日本，而日本又是最窮凶極惡的「逐鹿」（獵鹿）者。（請問：日本憑甚麼到別人國土上來「逐鹿」？）汪精衛想逐鹿竟然去投靠日本，而胡蘭成是連作個逐鹿者的資格都沒有的，只是投靠了投靠者，替那個外來的頭號獵鹿屠夫搖旗吶喊而已。可是即便如此，投靠的對象和吶喊的內容，還是忠奸、正偏有別的——人世間、歷史上，有些事情還是有大是大非，不是甚麼「理未易明，善未易察」的鄉愿說法或者用花言巧語硬掰就可以矇混過去的。
胡的文字確實華麗而獨特，極富魅力，但不能因之就無視於他在國人最苦難的時期，顛倒是非媚讎事敵的言論行為；就像替希特勒拍攝宣傳電影的列妮‧李芬斯塔爾（Leni Riefenstahl，1902－2003）確實是個極有才華的導演，但不能因此而扭轉她為納粹歌功頌德塗脂抹粉的事實。
最了解胡蘭成的人應該是張愛玲吧。張把胡看得極透，在《小團圓》裡，九莉（張）覺得之雍（胡）在亡命途中寫信也還「長篇大論寫文章一樣」，是因為「他太需要人，需要聽眾觀眾。」（後來在台灣，胡蘭成對「三三」的那群年輕人不也是這樣？） 張愛玲太知道他了：「邵之雍在鄉下悶得要發神經病了」，「他太不耐寂寞，心智在崩潰。」九莉去探望之雍﹐發現他在逃亡途中旅館房間裡也「高談闊論」——改不掉的習慣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