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黎專文：早安越南

世事變幻無常，亦有不變的事物。

同樣的路線，同樣的地名，看起來似乎有不變的東西，然而，物非

全是，而人已全非。變化無常才是永恆的常態。

來了，看見了，記住了，沒有留下什麼也不用帶走什麼。

美國在越戰結束之後，出現好幾部對越戰作出深刻省思的電影，像《越戰獵鹿人》（The Deer Hunter）、《現代啓示錄》（Apocalypse Now）、《前進高棉》（Platoon）等等，幾乎都強烈得令人透不過氣；比較起來，《早安越南》這部電影算是比較輕鬆的小品，但也充滿濃厚的反戰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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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七十年代初來到美國時，反越戰的高潮雖然已進尾聲，但校園裡還是感受得到因為一場不義之戰而給社會——尤其是年輕人，帶來的衝擊和覺醒。「越南」已經不僅只是一個地名，而是一部沉重的當代史，一場良心與正義的嚴酷考驗，一個國家難以癒合的創傷。一個超級大國挾著最先進的武器和雷霆萬鈞之力，遠涉大洋對一個第三世界的小國不宣而戰，竟然在內外交困之下、十一年後黯然敗退。

越戰期間，美國飛機無休無止的轟炸，投下的炸彈總量是二次世界大戰所有炸彈加起來的三倍半——全都掉在越南那麼小的一塊土地上。美國空軍總司令李梅（Curtis LeMay）曾經揚言：「我們要把越南炸回到石器時代！」當時的越南人無論男女老幼，平均每人可以「分享」到一千磅的炸彈。這場戰爭估計死了三百萬越南人，傷了至少一百萬。至於化學戰的遺禍後代，數字還無法估計。

我到越南的時候，戰爭已經結束三十五年了——比一代人更久遠。我試著找尋戰爭的記憶。這個早晨我走在河內的街頭，放眼望去幾乎全是摩托車，車上全是年輕人。也許我對越戰的記憶比他們還鮮明一點呢。雖然一片和平景象，其實戰爭的傷害還沒有完全過去——美國的化學武器「落葉劑」（Agent Orange）深入地下，至今還污染著地下水，還有因為飲用而生下畸形怪胎的案例。

河內也有一個 「西湖」，近旁還有個相連的小湖用堤隔了出去，座落在一個公園裡，有個很雅的名字叫「竹帛湖」。湖畔公園裡遊人不少，但似乎並沒有人特別注意一座紀念碑，碑上有一個低著頭、雙手高舉的飛行員的塑像，模樣似乎是個西方人⋯⋯

公元兩千年，越南統一廿五週年，馬侃訪問河內，受到越南人熱情的歡迎，因為他是最早促使美越建交的參議員之一，而且鼓勵美國廠商進入越南。他還回到當年囚禁自己的地方，外號「河內希爾頓」的牢獄參觀。歷史在這裡作了一個殘酷的反諷：半個世紀的敵對，幾百萬人身家性命的喪失，究竟所為何來？而美國又在中東重蹈覆轍，更狠的是現在改用遙控的無人飛機轟炸了。

越南是個年輕的國家。相比於鄰國人口的老齡化，越南有四分之三的人口是越戰後出生的。他們之中多數人可能不知道那個美麗的湖裡曾經掉進過一個美國兵，也不在乎這個戰俘後來成了美國總統候選人。他們關心的事跟世上許多年輕人一樣：工作，感情，手機，摩托車⋯⋯

然而，那四分之一的經歷過戰爭的人，對著湖邊的紀念碑、街上的美國快餐連鎖店，和新聞裡還在被化學武器毒害的畸形小孩，要選擇記憶還是遺忘呢？

早安，越南。

古芝地道

遊覽車駛過綠油油的田野，雖然是冬日，處處可見的椰子樹、香蕉樹和木瓜樹讓沿途充滿著熟悉的南國風情。公路邊時不時出現小攤販兼茶座，幾張桌椅加上兩棵樹中間掛著的吊床，那份悠然閒適讓我幾乎忘了此行的目的地：一場慘酷的戰爭遺址。

到西貢旅遊——啊，我總要提醒自己，這個城市三十多年前就改名「胡志明市」了——有個歐美遊客很感興趣的地方，就是當年越共打游擊戰的隧道：古芝地道。令人吃驚的是距離之近，車行只要一個多小時就可以抵達。快到古芝地區時經過大片的橡膠樹林，加上沿路翠綠滋潤的稻田，我越發感覺到越南真是個富庶的國度：北邊的礦產，南方一年三熟的稻米和樹膠，海裡還產石油⋯⋯「匹夫無罪，懷璧其罪」，難怪歐洲帝國要來殖民掠奪。

這片地道全長二百五十公里，一個難以想像的長度，因為全是用人的一雙手和最簡單原始的鐵鍬之類的工具挖鑿出來的，而且全是在敵人監控區裡偷偷進行的工程。

走在林間小徑上，導遊蹲下來，掃開一片枯葉，出現一方木板，揭開木板，露出窄小僅容一個瘦小個頭的人鑽進去的洞穴，人進去之後再蓋上鋪滿草葉的蓋子，從外面就完全看不出來了。

導遊鼓勵我們進入地道，走一段路體會一下。我稍作遲疑還是跟隨著兒子和幾名遊客下去了。地道的寬度僅能容身，而高度是必須作九十度的彎腰；加上空氣稀薄，不消幾步路就覺得前胸後背都有點吃不消。我走在最後，步子又慢，隧道大概是拐了個彎，前面那群拿著手電筒的人忽然不見了！頃刻間眼前一片漆黑，一陣驚恐湧現，幾乎將我淹沒。明知只是很短的一小段路卻覺得漫長無比，直到看見隧道盡頭的光，我的驚恐才平復。

試想獨自一人在底下，屈身在窒息的黑暗中，時間再長一點的話，大概會崩潰。但是當年那些游擊隊員是長年累月的在裡面，弓著腰，提著武器，作戰、攻擊、逃生⋯⋯而他們竟然是勝利的一方！

導遊帶我們看當時為敵人設下的陷阱：像森林裡的捕獸陷阱，非常原始，敵人誤踏上去就被困在坑裡，尖利的竹茅令他動彈不得，直到流血而死。我不忍多看更不願多想，但還是忍不住替兩邊設想——這邊，是用最原始的武器，或者從敵人那裡獲得的戰利品改製的二手工具，以及驚人的保衛家國的意志力，在如此艱難的、簡直是非人的條件下，擊退從遠方來犯的強敵。

而另外一邊——當時美國打越戰是徵兵制，那些年輕的士兵是被抽中入伍的，沒有選擇必須聽命於政府和上級，遠赴一個陌生炎熱的國度，投下成噸的炸彈，不分男女老幼的殺戮當地人民——或者被殺。但他們也是父母親的兒子，跟我身邊的兒子同樣年齡的大孩子啊。當他們痛苦的輾轉溝壑流血等死之際，大洋彼岸的母親，夜裡夢中會心痛而醒嗎？

參觀之後，明兒對我表示這是一次非常特別的經驗。我說：這只是再一次提醒我們：戰爭是多麼的愚蠢啊。

他說：我記得小時候，妳都不給我們買玩具鎗，也不准我們玩任何像武器的玩具。

我說：

對，因為殺人的兇器不是玩具，戰爭不是遊戲。也許對於坐在指揮桌前的那些政客和戰爭販子、軍火商來說，戰爭是他們最刺激的遊戲；但對像你這樣的年輕的生命，絕對不是。記得《越戰獵鹿人》裡那場驚心動魄的「俄羅斯輪盤手槍」賭注遊戲嗎？正是那些人，給你一把膛裡有一顆子彈的六連發手槍，要你頂著太陽穴，扣下扳機⋯⋯。這，就是那場戰爭。       

 

越南的火與水

出生在越南、長大到十八歲才離開的法國女作家瑪格麗特‧莒哈絲曾說過：「我的童年記憶離不開水。我生長的地方就是個水鄉。」想到越南，她就想到水。她和她的中國情人就是在湄公河上相遇的——「情人」後來成了她最有名的小說的書名。

來到越南，我也感覺總是看到水。河內的古名是「升龍」，到了不遠的下龍灣，便是大大小小的青龍下到了海上，也好似桂林那些秀麗的山一路從中國廣西走過來，走進海裡了——連山也要來親近水。甚至那號稱「稻田裡的下龍灣」的陸龍灣，也還是水青色的群山，從兩旁是水稻田的河裡參差冒出來。這裡的山像是離不開水的，總是要與水相依相映。

北方尚且如此，更不用說水渠縱橫的南方了——那莒哈絲戀戀難忘的水鄉。越南著名的傳統藝術表演就是水上木偶戲。連穿著越南式旗袍的苗條姑娘，也像水般的柔美婉約。越南是一個被水滋潤的國度。

可是，許多年前，越南給我的最初的印象，一直持續到一九七○年代，根本不是水，而是火。

一九六○年代在台灣，報章上的越南印象就是混亂，政變，南北敵對，西貢街頭接二連三自焚的僧侶，那烈火中燃燒的軀體令人驚心動魄。然而報紙說，那些人都是別有居心的共產黨（就是從那時起，我開始好奇，希望了解真正的「共產黨」）。後來就是南越政府走馬燈般更替的領導人，更多的抗議和自焚，美軍大規模的介入，台灣街頭到處可見的度假美國兵⋯⋯烽火和戰火中的越南，一個在火藥和炸彈中燃燒成焦土的國家。

七○年代初到了美國，每天的新聞總是越南和越戰，犧牲和傷亡；年輕人反戰反政府，要愛要和平。電視新聞裡那些不知所云的英文地名（許多年後當我準備要來越南時才一一對照出漢字來，才恍然大悟是甚麼地方），那些倉皇逃難的人，戴著斗笠挑著少得可憐的家當，扶老攜幼蹣跚步行；新聞記者說他們都穿著「黑色的睡衣（pajamas）」，天哪，美國人對於這個侵略了這麼多年的國家還一無所知：那哪是甚麼睡衣，那就是鄉下人穿了多少年的傳統的衣褲啊！我忘不了電視上他們驚恐愁苦的面容，背後是熊熊火焰中化為灰燼的家園，頭上是隆隆盤旋的轟炸機⋯⋯

最最忘不了的一張照片，是更多的火，和被火灼傷的人。那是一九七二年，一張新聞照片震撼了全世界：一個全身赤裸、哭喊著奔跑的小女孩，背後是炸彈的硝煙和持槍的美國士兵，身前是另一個哀哭的男孩。那年，小女孩潘氏金福九歲，在南越的家鄉被美軍的汽油彈炸到，衣服燒掉了，全身皮膚燒傷；一位美聯社的華裔記者拍下她痛苦哭喊逃命的鏡頭，那張照片獲得了當年的普立茲新聞獎。小女孩的傷痛成了對那場戰爭最打動人心的控訴。

三十多年過去了，許多美國人回來這塊土地上，旅遊，商貿，或者追悼。下龍灣是最受歡迎的景點，這裡沒有絲毫戰火的痕跡。我們的遊船在下龍灣的碧波中悠閒地繞駛著，看著那般優美寧靜的青山綠水，我忍不住換上泳衣跳進水中；浸泳在清澄冰涼的海水裡，我卻想到那個邊跑邊哭喊著「燙死了！燙死了！」的小女孩——那個時刻，全越南的水也洗不去狠狠地黏附在她稚嫩的皮膚上的燒灼劑。

後來她被送到醫院救治，但肌膚上的灼傷永難除去。長大之後她被政府送到古巴唸醫，結婚生子，最後選擇移民居住在加拿大。對這段歷史她當然不會忘記——戰火在她的肌膚留下地圖般大片的烙印，而且至今仍然令她疼痛。但她說：我願意原諒。

水，終於澆熄了火。

＊本文選自印刻出版新書《那朵花，那座橋》，作者李黎本名鮑利黎，自台大歷史系畢業後即赴美留學，曾任編輯與教職，現居美國加州從事文學創作，作品曾獲《聯合報》短、中篇小說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