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者是否很憤怒？」這篇文章猶如一枚震撼彈，牽動整個民主陣營和公民社會。
文章出現後，多個團體邀請他會面討論公民抗命的可行性。他認為當時的民主運動，需要不隸屬任何政黨的人，又積極參與社會事務，才會有號召力。
他自己本身沒有參與社會運動，缺乏帶領組織的經驗和能力，最終，他選擇了參與民主運動幾十年的朱牧師，和推動公民社會的陳健民。兩人有豐富社區工作經驗，80年代已開始爭取興建東區醫院，2002年起，他們成為「香港民主發展網絡」的核心成員，推動各專業界別、學術界和宗教界參與議政。
朱耀明得知戴耀廷邀請他時感到驚訝，70多歲的他已經退休，2008年又曾經患了一場大病，起初也懷疑自己是否有力參與。
「我的性格就是這樣，我不會不幫助有需要的人，現在戴耀廷和陳健民為公義作出這麼大犧牲，我不能讓自己的弟兄孤單上路。」
在香港，朱耀明不是陌生的名字，他立場鮮明，積極參與社會事務，其電影般的成長經歷，打動幾代香港人。
朱耀明童年時期被父母遺棄，在中國大陸由祖母撫養，祖母過世後，他單獨到香港，過著流浪街頭的孤兒生活，曾在樓梯底下當擦鞋童求生，也曾露宿街頭被人驅趕，輾轉到一間學校當校工，才有機會讀書，後來修讀神學，把自己託付基督教。這段經歷和信仰成為他日後關注基層的動力。
他在1978年成為牧師，為社區爭取興建東區走廊和東區醫院，開始在公眾領域亮相。在中國「八九民運」，他是協助民運人士流亡海外的「黃雀行動」核心人物，亦因為加入支聯會而為人熟悉。
陳健民說，被邀請參與「佔中」那刻，與戴耀廷完全不相熟，只是在學術界要發聲明，兩人才會通一下電話和電郵。起初，他覺得戴耀廷是「傻人」，「佔中」成功率只有5%，但當年別無其他辦法，「哪怕只有5%，正確的事情就全力以赴去做」。
陳健民是喜歡走入群眾的社會學者，主力推動公民社會發展。過去十幾年，他踏遍中國大陸多個角落，傳播公民社會的理念，支援和培訓眾多非政府組織及建立基金會。四川地震的公民社會元年，他功不可沒。他亦打入商界和政府，成為中國大陸政府的智囊，非一般香港學者所能成就。
發起「佔中」意味陳健民要放棄在中國大陸的一切，為了保護在大陸與他有關連的人，他辭去所有非政府組織的理事和顧問工作。他當時切割大陸工作，並沒有很大掙扎，因為香港是他長大、有感情的地方。
運動的成與敗
「佔中」運動自提出的那一刻便具有爭議，公民抗命理論中的「違法達義」，不是所有人均認同。建制派認為佔領道路干擾市民生活，而且「佔中三子」違法行為，「教壞年輕人」，造成了年輕人轉趨暴力的伏筆，進一步撕裂社會—雖然許多民主派人士會予以反駁，認為政府政策失誤無法疏導社會的不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