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中文大學學者李立峰曾經在運動期間到佔領區做民意調查，只有6.5%的受訪者表示，是響應和支持「佔中三子」而參與佔領行動，八成多的人認為運動是「為保障香港自由」，以及「爭取無篩選的普選」，高達七成人是「支持和保障學生」。
從中可見，雖然「佔中三子」是運動的發起人，但運動爆發後，主導權不在他們手裏，也沒有群眾的號召力。
「整場運動，不是什麼領袖主導，」戴耀廷承認三子無法帶領群眾，「我們是否不夠深思熟慮？當然也可以這樣說。」
「和理非」的示威模式也有所改變，佔領運動後期，示威者帶著頭盔衝擊警方防線，三人同樣無法勸阻，最終決定退場，選擇到警署自首，承認「參與未經批准的公眾集會」。
運動最後清場當天，警方在佔領區逐一把留下來的示威者抬走，三人不在此列。
佔領運動如果以推翻「831決定」或是爭取真普選為標凖，這是失敗的，但三人認為，這場公民抗命能夠有政治啟蒙的效果。
朱耀明說，一場運動的成敗，並非由一個即時的制度改變可以定奪，更重要的是運動的影響力，改變了多少人心。
「我們被告上法庭，是為了香港的民主和公義，我們願意接受審判，人們會反思為何學者、牧師要坐牢，一旦有了反省，可以喚醒香港人的抗爭，對不公義的制度站起來發聲，」朱耀明說。
運動以後
佔領運動之後，民主派陣營冒出不少新面孔，有人以「自決」（公投決定香港前途）、「港獨」作號召，本土派勢力急速擴大，但這股新勢力很快被香港政府追擊。
2016年農曆新年，旺角街頭爆發一場騷亂，多名示威者身陷囹圄，連民主派中人也認為這場騷亂是「暴力事件」；同年，青年新政梁頌衡和遊蕙楨在議會上高舉「香港不是中國」的橫額，以及在宣誓時以「支那」稱呼中國，兩人與另外多名當選議員被褫奪議席；2018年，「港獨」組織「香港民族黨」被政府下令取締。
陳健民說，當權者無法滿足年輕人對民主訴求，就預示到香港會有一群人走向激進和「港獨」，政府持續打壓下，「港獨」無法走向組織化，街頭抗爭牽涉過份武力會換來牢獄代價，結果年輕人之間出現一種無力感，很多人變得「犬儒化」，認為沒事情可以做去改變未來，嚷著要移民。
陳健民說，這將會是香港民主運動未來面對的課題，東歐國家幾十年前爭取民主化進程也出現這種運動低潮，現在可以做的是加強公民社會的力量，以及謹守崗位，在被打壓時，站出來說不。
人權組織多次表示，憂慮香港言論自由收窄，司法獨立成疑。英國國會一份委員會報告直言，香港走向「一國1.5制」，中國對待香港的方式，似乎是想把香港變成「一國一制」，有違中英聯合聲明。
陳健民對香港未來感到悲觀，短期內不認為香港有「真普選」，但今年60歲的他表示不願放棄。本來，他有機會離開這個城市，但他因為深愛香港而拒絶。他辭去中大教席，希望把大學的講堂移師到社區，放下教授身段，更貼近基層和普通市民。
戴耀廷說，日後會繼續留在公民社會，不會奕棄爭取民主，佔領行動後，他嘗試在選舉上協調民主派（雷動計劃），又希望培訓人材深入社區參與區議會選舉（風雲計劃），但成效備受質疑，甚至有人認為他幫倒忙。
另一方面，他不斷撰寫有關「港獨」的文章，他表示自己不支持「港獨」，但不斷測試香港有言論自由，結果，他成為親中媒體批評的對象。
戴耀廷坦言，現在無論街頭或議會抗爭，都爭取不了制度的改變，現在只有默默深耕細作。
「可能有些人好灰心，覺得好無力，在這環境之下，希望他們看到仍然有人未放棄，仍然會堅持，當機會來到時，再一同為香港做點事，」他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