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莉莎白走出工廠大門，手裡拖著一箱匆忙整理的行李，前路茫茫。她心裡卻異常平靜，甚至感受到一絲久違的自由。
「我知道這是非法解僱，因為我沒有做錯任何事。」這位33歲的菲律賓移工向BBC中文回憶，收到通知當天，她被要求立刻離開產線、交回制服與員工證，並在一小時內搬出宿舍。她將大部分家當暫時寄放同事房間，只帶走少數重要物品。
在台灣工作的六年間，她幾乎沒有休息。幾個月前，她才向12歲的女兒說，工作穩定後會休假返鄉，參加她的小學畢業典禮。如今，她不確定能否兌現承諾。
離去時，工廠多處張貼附有她肖像的公告，明令禁止她再度進入廠區。
去年8月，伊莉莎白與數名菲律賓女性工人組織工會，抗議台灣公司對女性移工嚴苛的規範，年底取得合法罷工權。
但隨著勞資衝突升高，她在今年2月6日被公司以「破壞和諧」為由解僱。數日後，全數工會幹部都遭到解僱並逐出宿舍。
「我們持續受到不公平對待，我無法保持沉默。」她說，在台工作期間人身自由被嚴格管控，公司規定女性移工必須住在宿舍並每晚打卡，甚至明文規範工人的「男女感情」和私生活，並實施懲罰措施。
「令人窒息」的宿舍規定
伊莉莎白來自菲律賓南部的達沃市（Davao City），2018年來到台灣工作。最初她是一名家庭看護工，一年半前轉換到泰博科技公司，在新北市五股區的工廠成為產線工人。
她曾以為這是份更好的工作。相比看護移工，製造業移工受台灣《勞動基準法》保障，薪資也更高；而泰博科技更是知名醫療技術設備製造商，產品出口歐美，在新冠疫情期間因協助防疫獲得政府表揚。
但公司的宿舍規範漸漸讓她難以忍受，而且只針對女性。伊莉莎白告訴BBC中文，她所在的工廠共有近百名移工，其中三分之二是菲律賓女性，她們須遵守與男性同事截然不同的管理政策。
她表示，公司的男性移工可以選擇在外租屋，女性移工卻被強制入住員工宿舍，並受到「宵禁」限制。她們必須在每晚11點前回到宿舍，拍照回傳通報「舍監」，否則就要被處罰五天勞動服務；若有一天未能回到宿舍，則要被罰三十天，外宿未歸三次就可能被遣返回國。
這些懲處並非罰金，而是額外勞動，包括清掃工廠生產區、宿舍與廁所等公共空間，完成後要拍照存證。
「我們的手機裡全是這些照片，」她說，自己和工會成員都曾因下班太累睡著，錯過打卡時間，或因外出趕不上門禁而多次受罰。
假日是她是少數能卸下工人身份的時刻。她的伴侶跟妹妹在台灣另個縣市工作，她通常會搭一個半小時的車去跟他們聚會，或一起到台灣其他地方旅遊。
「但我從來不能好好享受空閒時間，即使是假日，也不能去太遠的地方，總是為了要趕回宿舍而焦慮。」
有資深員工指這些規定在近年加嚴，一份由工會幹部在會議中取得、標註「2024年12月修訂」的公司《外籍同仁人事管理規章》更明文規範，「男女感情糾紛者」將被處以一個月勞動服務，累犯者則遣返回國；在受僱期間結婚、懷孕者，將受罰或被遣返，員工還須向公司坦誠提供在台親友的姓名、手機與住址，違者同樣要受罰。
泰博科技董事長陳朝旺回覆BBC中文查詢時，否認有強迫女性移工住在宿舍，並表示公司沒有制定有關規章，也「完全未介入」移工宿舍的生活管理。
他表示，宿舍由公司提供，與工廠位於同棟建築，由一名外籍移工在免繳宿舍費用的情況下「自願擔任舍監」，執行由宿舍內所有人員「共同決定」的管理規範。他補充，目前女性移工可選擇自行在外租屋。
陳朝旺指出，早期移工代表曾就宿舍管理規範與公司討論，並已沿用十餘年，他「不清楚」現行版本，並強調宿舍並沒有所謂「宵禁」或勞動服務處罰，僅是由宿舍成員「共同分擔清潔工作」。
公司設法「防止我們懷孕」
伊莉莎白並不認同公司的說法。她指出，宿舍「舍監」的權力來源是公司，而嚴格的住宿規範目的在於避免女性移工懷孕。她表示，工會曾接獲案例，顯示公司要求懷孕的移工提前終止契約。
她強調，女性移工能夠外宿或在外租屋，並非公司主動放寬，而是經過工會在勞資調解中爭取後才得以實現。
工會的顧慮並非特例。台灣法律規定，移工若懷孕，雇主須提供產假與產檢假，並照給薪資，不得因此解約或遣返。根據最新統計，台灣每年約有六千名移工懷孕，但有高達八成的移工懷孕後，聘僱契約被終止並必須離境。
在同一家企業工作的菲律賓移工安潔莉卡（化名），去年就因懷孕離職。
她向BBC中文表示，雖然合約尚未到期，但仲介告知她無法繼續留任。據她說法，仲介在得知她懷孕後要求她自行提出離職，並在文件上填寫「家裡有事」作為原因，相關紀錄並未顯示她因懷孕而離職。
在台灣，仲介公司除了負責移工的聘僱與引進，雇主也常將宿舍與生活管理委託仲介處理。安潔莉卡認為，仲介的說法等同於雇主的意思。她在提出離職當天便被要求立即搬離宿舍，一週之內輾轉三處暫住，一度陷入恐慌。
「我已經30多歲了，一旦回國，就很難再有機會來台灣工作。」
安潔莉卡是單親母親，丈夫失聯多年，為了獨自扶養三個孩子，她選擇出國工作。「我原本想去日本，但那需要日文訓練，我等不了這麼久。」來台灣的仲介費用更高，出國前她被要求支付6萬5000披索（約新台幣3萬5000元；美元1104元；人民幣7610元）仲介費，為了籌錢，她向仲介合作的貸款公司借款，高額利息使債務瞬間翻倍。
沉重的債務壓力，使安潔莉卡在台工作期間只能逆來順受。產線切割工作常讓她受傷，管理人員為了追求效率，不時在耳邊咆哮、言詞羞辱，她都不曾抱怨。六年間，她逐步還清債務，也存下積蓄，讓大女兒如願進入大學就讀。
「我很恐懼。」她過去曾目睹同事因意外懷孕而陷入絕望，由於天主教信仰，她們往往難以選擇墮胎，「她的債務還沒還完，也考慮了墮胎，但最後沒有實行，還是回國了。我很傷心，但無能為力。如今這也發生在我身上。」
「軍事化管理」
台灣自1980年代開始引進外籍移工，主要來自印尼、菲律賓、泰國與越南，目前總人數約85萬人。其中「產業移工」超過50萬人，男女比例約七比三；在製造業領域，女性移工以菲律賓籍居多。
分析指出，菲律賓女性赴海外工作的比例高，普遍具備英語能力、容易溝通，被認為更能適應職場要求。近年隨著台灣科技廠受到國際要求，必須加強防制「強迫勞動」並確保公平招募，多數廠商傾向聘用來自菲律賓的移工。菲律賓政府對仲介收費規範較嚴格，對雇主而言也相對有保障。
一名資深仲介業者向BBC中文指出，過去移工懷孕常被視為增加雇主成本，因而衍生出不利規範。過去甚至曾有女性移工被要求定期驗孕。隨著政府明令保障，孕產假逐漸被多數雇主視為必要福利。
但該業者表示，移工懷孕後仲介需投入更多管理與照顧心力，台灣多數中小企業雇主不熟悉移工法規及國際規範，這也使仲介利用資訊落差，向雇主建議或代為實施宿舍嚴格的管理措施。
他形容這類措施「性質上類似校園髮禁或制服規範，並非基於實質理由，而是出於管控思維」，宿舍管理往往以軍事化、低透明度的方式進行，以便掌控移工生活。
美國福特漢姆大學法學院教授珍妮佛‧戈登（Jennifer Gordon）向BBC中文指出，女性移工的身體和行動，往往承受比男性更多的規範與限制，這些經驗使女性更可能陷入「強迫勞動」處境。
她解釋，「強迫勞動」的一個核心指標就是限制行動自由。除了「不准離開宿舍、不准夜間外出」等規範外，還包括對身體自主的限制——在非工作時間，工人能否自由支配自己的身體。
國際勞工組織（ILO）的強迫勞動指標共有11項，包括惡劣的生活與工作條件、過度加班、拖欠工資、恐嚇與威脅、身體或性暴力、債務束縛，以及限制行動自由等。
女人組織工會
協助泰博工人籌組工會的群眾服務協會移工庇護中心負責人汪英達向BBC中文表示，泰博公司除了針對女性工人的宿舍規範與懷孕歧視，還涉及多項可能構成強迫勞動的違法行為，包括要求移工續約需繳交額外費用，以及以罰款懲處員工等。「這些問題存在已久，也一直有人申訴，但未獲改善。」
他指出，泰博移工成立工會的初衷是為了改善不當勞動條件，即使法律保障存在，若缺乏嚴格執行，工人權益仍難以落實。「唯有組成強大的工會，才能真正揭露問題，讓勞工敢申訴、敢講真話。他們才可能從內部推動公司透明治理，改善強迫勞動問題。」
在台灣，移工組織工會並不普遍。曾任多個工會顧問的律師劉冠廷則向BBC中文表示，「企業工會」直接受限於單一雇主，勞工往往因擔心工作權受威脅、遭到打壓或介入而不敢組建，「對移工而言，挑戰更大」。
他解釋，外籍移工與雇主的勞動契約通常「三年一聘」，只要移工加入工會就可能不獲續聘。在合約與工作不確定性下，移工組織或加入工會的難度遠高於本籍勞工。
去年12月底，泰博工會通過罷工投票，取得合法罷工權，成為台灣唯二取得罷工權的移工企業工會。2023年，另一群以女性移工為主的亞旭電腦工會（華碩關係企業）也曾啟動罷工投票，尋求合法罷工權。
研究指出，移工自發性組織的情況並非台灣特有，在其他國家也同樣存在。
汪英達表示，女性移工在工會運動中呈現積極和堅持的特質。他補充，雖然泰博也有男性移工，但至今沒有男性入會。相關針對女性的規定，可能被認為與其無關，加上擔心惹事，讓他們選擇保持距離。
台灣國際勞工協會理事長陳秀蓮也向BBC中文指出，其協助移工所組織的工會，成員也多以女性為主，展現出比男性更強的動能。她認為，這與性別刻板歧視的結構性壓迫密切相關。「女性在成為工人之前，就已長期承受性別歧視的壓迫。」
陳秀蓮解釋，許多女性移工認為自己「反正也沒什麼好失去」，更願意堅持到底。疫情期間興起的線上會議軟體，也成為移工串聯的重要工具，她們即使身處雇主的家，仍可在廁所或房間能透過手機參與討論。
「感覺突然被擊垮」
對伊莉莎白而言，壓力始終存在。工會草創之初，她就曾多次被告知，只要加入工會，就會失去加班的機會，公司甚至要求她交出所有工會成員名單。
「許多人都來警告過我，包括仲介、人資主管。他們想讓我感到害怕，逼我放棄組織工會。」伊莉莎白說。
多數移工為了在合約期限內盡可能多賺一些錢，往往選擇超時加班。伊莉莎白每天7點多開始工作八小時，工資為台灣基本薪資新台幣29,500元（約926美元；6393人民幣），扣除宿舍與勞健保等費用後，每月實領約兩萬多元。在組織工會前，她一週通常能加班三到四天，每天多工作兩小時，每月可增加近新台幣6,000元的收入。
新北市勞工局證實，泰博公司在調解期間，曾要求工會理事長退出工會、交出會員名單，並不允許理事長加班，違反《勞資爭議處理法》規定，裁罰泰博公司新台幣20萬元。
律師劉冠廷解釋，依據台灣《工會法》規定，雇主不得因員工參與工會活動而予以解僱、降職、減薪或其他不利待遇。工會依法成立，資方就須尊重其運作，「僱主若要求交出會員名單，或刻意調查誰加入工會，這些行為都可能構成對工會組織的打壓與介入」。
隨著工會試圖擴大規模，伊莉莎白承受的壓力也升高。今年2月6日，泰博以「偽造文書、與外部人士勾結、損害公司名譽」為由解僱她，並在四日後再度解僱其餘五名工會幹部及一名前任幹部。
她們在解僱當天隨即被要求搬離宿舍，伊莉莎白等人在移工權益組織的協助下，被安置於臨時庇護所。
「我們盡量正常過日子，一起煮飯、洗衣服，討論下一步行動，偶爾也會去附近街區走走。」伊莉莎白說。
突如其來的失業仍對她們造成沉重打擊，工會幹部中不少是單親母親，也是家裡的主要經濟來源，「有些人來台不到一年，仍在償還高額仲介貸款」。
但當她看著夥伴們臉上的焦慮與恐懼時，卻第一次感到挫敗。「公司第一個鎖定要開除的人一定是我，因為我是工會的會長。但當我知道他們連其他人也一併開除了，那時候我覺得突然被擊垮。心裡有憤怒，也有無力感，兩種感受混在一起。」
法律行動
隨著伊莉莎白等人遭到解僱，泰博公司與工會的勞資爭議引起台灣社會更多關注。工會已向勞工局申請調解，並向勞動部提出不當勞動行為裁決申請，同時透過法院民事訴訟確認僱傭關係。
泰博科技董事長陳朝旺在回覆BBC查詢時，否認外界關於移工宿舍規定、額外收費及解僱懷孕移工的指控。他表示，工會抗議已影響公司海外客戶訂單，對公司形象和營運造成衝擊，公司將依刑法提起訴訟，控告工會誹謗及使公務員刊載不實內容。
他強調，公司均遵照《勞基法》及相關法規，從未有解僱懷孕移工的案例，也未曾發生移工相關勞資爭議。對於新北市政府開罰所依據的人事條例，他表示不清楚來源，認為可能是早期仲介提供的舊資料。
陳朝旺並質疑伊莉莎白等人所組織工會的正當性與代表性，指出工會舉行的罷工投票不成立。他表示，公司共有千名員工，但工會缺乏台籍員工參與；在144名外籍移工中，公司近期調查顯示有136人以書面聲明自己並非工會成員。
針對男女移工住宿的安排，陳朝旺指出，公司過去主要聘用女性移工，男性移工因後續引進人數較少且宿舍空間不足，加上男女不得混居，公司並未提供男性宿舍，而是由男性移工自行尋找住宿或透過仲介安排。
他強調，泰博進用移工近二十年，屬於「優良企業」，移工享有穩定加班與年終獎金等福利，表現優異者每月薪資可達新台幣五至六萬元，因工作條件優渥，海外仲介會收取較高的仲介費用，為移工爭取到這些職位。
台灣勞動部「違反勞動法令雇主查詢系統」顯示，泰博公司自2021年起共有六次違反《勞基法》的紀錄，涉及工資未定期給付、未提供例假休息、超時加班等，並因此遭到處分。以上不包含近期勞資爭議受裁罰內容。
台灣勞動部對BBC中文指出，依照《就業服務法》相關規範，雇主應負「住宿管理責任」，且住宿地點要符合一定的空間與建築規範。若雇主未善盡雇主責任，將依規定由地方政府開罰。
勞動部補充，在雇主安排宿舍的前提下，移工也可以選擇在外租屋，但仍須向主管機關報備，並提供住宿規劃與安全管理措施。
至於泰博解僱工會成員的情況，勞動部長洪申翰強調，該行為已嚴重打壓勞工結社權，對此「絕不容忍」，並呼籲公司尊重法律。工會去年提出的「不當勞動行為」裁決申請正加速處理中，若認定泰博行為構成《工會法》所規範的惡意打壓，將依規定開罰。
新北市勞工局則回應，泰博工會是依《工會法》規定審查後核准登記成立，具有合法正當性，部分勞工所述工會設立程序不合法等情，應循法律途徑解決，泰博公司不得以此為由否認企業工會地位。
泰博官網近期則單方面宣布已完成「工會改選」，由自稱工會成員的員工發起集會，呼籲「勞資合作」。
「暫時復職」
爭議鬧大後，泰博公司於3月初通知伊莉莎白等人「暫時復職」。目前工會幹部都已回到工廠工作。
但群眾服務協會移工庇護中心負責人汪英達指出，這項暫時措施並未真正保障移工的工作權，工會抗爭仍將持續。
「國際社會越來越重視強迫勞動議題，台灣雇主必須意識到改變。」泰博的產品出口歐洲，他呼籲國際供應鏈買家應有所警惕，「我們並非要求海外客戶退單，那也是對工人的傷害，而是訴求改善不公平的聘僱和勞動條件。」
台灣移工人權議題近期受到國際關注。去年美國對台灣知名自行車品牌巨大（Giant）實施「禁止進口令」（WRO），理由是其供應鏈存在強迫勞動風險，包括工人因債務被迫勞動、遭遇惡劣的工作與生活條件等。事件爆發後，巨大股價一度重挫。
美國法律學者戈登指出，自上而下的供應鏈壓力，及自下而上的勞工組織，都是改善強迫勞動的途徑主，移工應被視為能改變自身處境的行動者。「如果你聽移工透過工會發聲，他們並不是說『我們不想工作、不想來這裡』，而是說『我們想工作，但要在公平的條件下』。」
「重要的是要承認這正在發生，並且傾聽那些工人。他們也提出了需要什麼樣的條件才能做到。」戈登說。
「我一直在奮鬥，希望能成為女兒的榜樣。」伊莉莎白說。「過去女人被認為是脆弱的，但這個世代，女人為家庭奮鬥工作，為認為是對的事情發聲，我會依然站在前線抗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