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夏季，台南、高雄地區再度於颱風過境時陷入嚴重淹水。安平、仁德、大寮、小港等地區，宛如水鄉澤國，居民撤離、工業停擺、交通癱瘓。面對災情，政壇與媒體的討論焦點多集中於地方政府防災是否即時、抽水站是否啟動，甚至於預警是否失靈。然而，若將問題僅限於「災後應變」，等同於醫生面對心臟病患者，只開止痛藥卻不治療根本病灶。事實上，台灣的洪患問題，核心並非僅是防洪設施不足，而是長年累積的河川淤積問題未曾妥善解決，導致「水無路可走」，終究只能「走進民宅」。
根據《2024年台灣水文年報總冊》記載，臺灣地形急促，超過39%為標高1000公尺以上的山地，河川自中央山脈向東西短距離出海，流域面積小但坡度大，極易形成「閃洪型」洪災。南部地區尤其如此，曾文溪、高屏溪、二仁溪等水系，不僅地質脆弱，且下游平原河道多為「淺床寬谷」型態，一旦泥砂堆積，河槽迅速淤淺，洪水容易氾濫。根據水利署的流量與懸移質監測，南部主要河川如七股、安平港外海浮標，2024年期間懸移質濃度數度飆高，顯示泥砂淤積問題持續惡化。
臺灣的河川治理，長期以「硬體優先、末端防堵」為主軸。從日治時期的都市排水設施，到戰後興建防洪堤、抽水站、攔河堰，政策目標多集中於洪峰「截流」。但這種模式忽略了根本的土砂治理。根據地質資料，南台灣的泥岩、頁岩地質，經豪雨沖刷，極易形成崩塌。上游崩塌未能及時處理，下游河道不斷淤積，最終將河床推高至「二層樓高」的「超額堤內河床」現象。以高雄二仁溪為例，根據2024年實測資料，其河床比十年前上升了約0.6至1.2公尺，致使一遇暴雨，水勢立即漫溢堤岸，形同「人為洪災」。
事實上，河川淤積問題早已是學界與工程界的「老問題」。臺灣屬於典型的「沖積扇快速演變型」，河道動態頻繁變動，治理難度極高。更有學者比喻台灣的河川是「活的地貌」，非傳統工程手段所能完全約束。但多年來，政府資源投入重心仍偏向「緊急疏濬」與「工程應急」，忽略了從流域整體角度的治理規劃。
加劇此問題的，還有山坡地的超限利用與土地開發失控。農業、林業、甚至風電、光電場的興建，導致上游集水區的保水能力急遽下降。根據林務署資料，台灣南部山坡地超限利用面積已超過法定規範數倍之多。非法掏砂、河道內營建廢棄物棄置，更使河道變成「砂石場」。這種「源頭失控」的局面，讓每次颱風不僅帶來洪水，更挾帶龐大泥砂，形成「泥流型洪災」。依據《2024年近海水文冊》記載，七股、安平外海的資料浮標顯示，2024年颱風期間，流速異常增高，對應的流向與高懸移質濃度同步出現，代表大量泥砂輸送至近海，海岸線亦隨之改變。這不僅影響漁港淤積與航道維護，也影響沿岸沙洲穩定，增加海岸侵蝕與地貌變遷的風險。換言之，河川治理若只看陸域，不顧出海口與近海環境，將是治標不治本。
政府雖有推動《水土保持法》、《河川法》等相關立法，並進行地方河川整治計畫，但實務上仍存在數個嚴重斷鏈： （相關報導： 夏一新觀點：總統颱風勘災恐成為反罷免的隱形助力 ｜ 更多文章 ）
第一，中央與地方協調失靈。河川治理涉及水利署、農業部、地方政府、內政部營建署、交通部航港局等多個單位，形成「各管一段」的碎片化治理。集水區屬於林務署，河道整治由水利署負責，航道淤積則由航港局處理，往往出現推諉、重疊甚至空白地帶。例如，台南安平港因河川泥砂淤積，港道年年清淤，但上游土砂治理卻因權責分屬而進展有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