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府稱修訂《逃犯條例》是為「堵塞法例漏洞」。事實上，所謂漏洞是當年《基本法》制訂時刻意保留的模糊空間，以令本地和外國商界安心。如今港府要修法，連親中派都擔心會傷了香港。
香港政府以有名香港男子在台灣殺害一名香港女子，現有引渡協議未能處理與台灣之間的逃犯引渡為由，提出修改《逃犯條例》等法例，以處理「中國其他部分」的罪犯移交協議，以「堵塞法例漏洞」。修法諮詢期已於三月四日完成，港府態度強硬乃意料中之事。但最始料未及的，是外國商會甚至部分香港親中商界也接連表達憂慮；美國駐港總領事與美國商會的表態，也令這次修例形勢更為複雜。
當年《基本法》刻意留的「漏洞」
美國商會在提交港府的意見書中表示，修訂條例將會對香港做為「亞洲國際城市」及主要區域商業樞紐的聲譽及地位有明顯影響。在港的商界人士與民眾均對中國的司法系統存有嚴重疑慮，認為大陸內地刑事程序存有缺乏公平審訊與獨立司法、欠佳的囚禁環境等問題，而中國的法律體制亦在處理牽涉外國與中國公司利益的商業糾紛時常被濫用。美國商會指出，修法將會使居住香港或經香港停留的企業人員有機會因中國政府提出經濟罪行指控而被拘捕或被移交，破壞香港做為國際商業運作安全、可靠避風港的角色，進一步侵蝕香港的國際競爭力。
香港商界也有同樣憂慮，前立法會議員、自由黨榮譽主席田北俊稱保安局「因不小心或錯漏的行為而發生商業罪行，在香港並不會構成刑事罪，因此不會被引渡」的說法概念錯誤。這位親中建制派政治人物指出，法庭只會按表面證據而做出移交決定，不會處理細節問題，以免造成雙重判案的問題。本地商界亦擔心在中美貿易戰之下，香港修法只會為整個經濟形勢和香港國際地位添煩添亂，不利中國與香港經貿關係穩定的目標。
開埠後刻意保留政治灰色地帶
曾擔任《基本法》諮詢委員會委員的田北俊亦指出，一九八○年代時，諮委會曾討論有關引渡問題，當時商界和外國政府均擔心香港做為中國一部分，將有機會引渡逃犯或疑犯到中國大陸。後來北京領導人清楚表明有關引渡條例不適用於香港與中國內地，以釋除商界與外國政府的擔憂。
以此來看，港府口中的「漏洞」，根本是當時刻意的司法安排，以令本地和外國商界安心；而今天的修例顯然破壞這個模糊空間，損害香港的國際經貿地位。
香港的經貿地位建立並非任何國家賦予，而是建基於政治形勢和經貿秩序。在港英政府治下，香港已經被刻意營造為亞洲的重要商業避風港。最早由英國經香港與晚清政府、民國政府展開商貿關係，到二戰後進入冷戰的兩大陣營對壘，香港一直都扮演避風港和資金、商品進出的中轉基地。
香港自十九世紀開埠以後，在政治上未明確靠邊站，即使要歸入任何一個政治陣營，執政者都會意識到保留灰色地帶的重要性。英國政府一直將不同的殖民地、離島塑造成避風港和公司註冊地，便利其商業行為和發展，香港做為中轉港和金融中心的角色，也是因為國際形勢和英國治理方針而產生。
自九七以後，中共讓香港反對派繼續參政、外國政府駐外機構和國際組織在香港屯駐，也就是要令外國繼續相信一國兩制實行下，香港會維持過往的開放度，與中國大陸在政治和制度上保持一定距離。雖然中共知道香港保留模糊空間的重要，但「顛覆政權基地」、「外國間諜中心」等如芒刺在背，都成為中共揮之不去的夢魘。二○○三年五十萬人上街反對《基本法》二十三條立法也成為中共調整對港方針，加強政治介入的分水嶺，一些原來刻意保留的模糊空間也隨北京強力介入而逐漸消失。
這次修法值得注目的地方就是，香港本地商界近日對修例的抗議力度遠超過大家預期，港府也因此亂了陣腳。單以此事來看，香港商界代表在中共兩會期間仍能在香港、北京兩地發表反對和憂慮的意見，親中派仍未強烈選邊的表現，某種程度也反映北京在此事上並未強力表態。同時這次修例已經從本地事務升高為兩岸和國際層次，中美貿易戰戰火延續，台灣明年將會舉行總統和立委選舉，政治形勢變化亦令港府修例面對更大阻力。
傳北京限期完成二十三條立法
引渡修法或許不是北京下達的「硬任務」，故親中派可以各有不同意見，而政府也可以另覓出路解決逃犯問題。不過，兩會期間傳出北京政府要求香港特首林鄭月娥需要在二二年的任期結束前，完成《基本法》二十三條立法──也就是針對第二十三條所提到的叛國、分裂國家、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顛覆國家罪及竊取國家機密等禁止行為，另訂法律予以規範。
相比之下，《基本法》二十三條更是香港政府各種政治任務當中爭議最大、影響最廣的硬任務，問題遠比引渡修法來得深遠。
＊作者為專欄作家，本文原刊《新新聞》1671期，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