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父親病危時匆忙趕回來，母親說辛苦你們四個孩子了。妹妹接話，咱們爸媽真會生，四個孩子都是五腳狗，到世界各地去打拼。倘使僅如小說中的妹妹所言，那麼這只是家族「基因」，一定會只停留於家族故事。而「我」則說「咱臺灣人，漂浪四海，漂泊百年」，就成了一個臺灣的現實理遭遇，以及著名的尤利西斯隱喻了。臺灣小說家駱以軍《大叔眼中的小確幸》開篇即引用袁宏道《雨後遊六橋記》裡「落花積地寸余，遊人少，翻以為快」，沒有人認為他是小確幸，進而提及阮藉、嵇康、周作人，都沒有認為他們是小確幸。他說他也不知為什麼臺灣年輕人這樣玩，就算是小確幸了。當然他在文章中替那些質疑者給出了一種答案，就是小確幸也許與艱難世事及生活隔離了。
其實要說生活品質比較高，別說歐美，就是近鄰日本，也比臺灣人有更多的「小確幸」，卻很少有人說他們是「小確幸」。這也是翻譯家林少華將村上春樹的「小確幸」翻譯過來，卻只在臺灣流行，而其他華人圈並沒有太大傳播動靜的一個原因。大陸還沒達到「小確幸」的地步，有人過得相對較好，還是「小概率」，尚說不上「確幸」。但臺灣卻受制於自身的地狹人稠，資源匱乏，這倒也罷了。四百年以前的臺灣歷史記錄得不夠細，但自大航海時代以來，臺灣在被動的全球化進程中，就處於被「爭奪」的地位，這近乎它的地緣宿命。從葡萄牙之命名「福爾摩沙」，成為各方征逐的對象，以至於有不少臺灣史家說包括國民黨在內的所有統治主體，都是外來政權。
這也就意味著，臺灣目前這樣的平靜生活，確屬抓得住的微小而可以確定的幸福，但其能長久與否，不少人依舊沒有信心。這就像日本總是有「沉沒的日本」的憂患一樣，臺灣人也有幸福還不夠確信能否長久的憂慮。從這個意義上講，臺灣從來都沒有容易過。在可以預見的未來，也有很多困難必須克服，不管藍綠選戰與政爭看上去如何猛烈，但我認為任何一個執政黨對臺灣的經濟情形及就業形勢，都不能視而不見。這就是真正民選之緊箍咒，給執政者帶來的現實壓力。但現實的經濟政策與政治又是緊密掛鉤的，就像支持與反對服貿，都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沒有非黑即白這樣簡省的事可供撿便宜。
1974年臺灣第12屆十大傑出青年、殘障人士鄭豐喜在其去世前撰寫了一本自傳體小說《汪洋中的一條破船》，在報刊連載，引起不小的轟動。據說後來蔣經國很關心，建議將「破」字去掉，1978年出版時果然改為《汪洋中的一條船》。領導人的舉止無小事，任何細節都可能被過度闡釋，何況大陸這邊還有虎視緊盯的對手，哪能對此不置一詞呢？請看同時期大陸對台宣傳的一篇文章《笑談反動小丑蔣經國》是怎麼來說這事兒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