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種田的農民變成經營企業的人，其間的艱難，在楊渡這本自傳體小說裡有非常曲折的描繪。父親好冒險好出風頭，有探險精神，不服輸的個性，使得他幹什麼都要在村裡玩第一，但吃第一個螃蟹的風險相當大。故才有那麼多受辱的經歷，乃至自己妻子因此被關進監牢裡，使家庭遭受很大的傷害與痛楚。對吃喝玩樂，除自身個性上的親近與喜好外，父親這樣做當然是為了尋得金融支持，乃至接受高利貸的盤剝，為了打開銷路而陪酒等，都是身份變化必須適應的陣痛。楊渡父母在臺灣極速轉型期所遭受的陣痛——西方花了四百年的轉型，臺灣花了四十年。大陸就更快，代價更大，轉型後遺症更為嚴重——通過他的筆，將其記錄下來，作為臺灣一個轉型比較具有普遍意義的個案，而得以留存史冊。
稍具政治學常識的人，都知道從1949年年末開始，國共兩黨為爭奪聯合國席位而展開了一系列外交比拼，是為使未經真正選舉的政權取得相應的統治合法性，國民黨最終因此落敗。共產黨在打壓國民黨的外交空間方面所做的多種努力，收效甚宏。使得臺灣統治者和知識精英，都感到壓力與頹喪，但在表達時卻不能洩氣，所以官方號召大家「莊敬自強」的口號適時出籠，就完全可以理解。不特此也，就連棒球賽的勝利，都成了政治凝聚力的一劑強心針，就像臺灣現在的選民政治中，依然有人利用「棒球政治」及其代言之球星王建民，來達成自己的目的，七十年代在日本打棒球出色的王貞治因持臺灣護照（參見鈴木洋史《王貞治·百年歸鄉》），也成為國民黨外交上被打壓的替代性支撐。直到陳水扁擔任臺灣地區領導人後，還任命王貞治為他的「無任所大使」，可見棒球這項運動在臺灣的政治意義，一點都不亞於乒乓球對大陸的意義，只不過大陸民眾因資訊被封鎖而不知曉罷了。
統治臺灣不久的1897年，日本統治者將棒球引進到臺灣，逐漸成為臺灣人比較喜歡的一種體育運動，1931年由臺灣人（包括原住民）組隊才兩年的嘉農棒球隊戰勝了日本人組成的臺北商業隊，使得這項運動就更加風靡，影響臺灣甚巨。前兩年被導演馬志翔拍成臺灣熱賣的電影《kano》（電影大部分對白用日語，也許這對一些人的原有認知與固態身份是一種挑戰），就以此故事為藍本。與此同時，也有學者如黃東治、邱韋誠撰寫專書《阿美族的棒球：身體文化與認同》（臺灣秀威出版社2012年版），來探討對原住民特別是對阿美族的影響。但在國民黨統治臺灣的前期，棒球並沒有受到官方的重視，只差說它是「皇民化」教育的一部分罷了。
但此一時彼一時，統治合法性需要棒球來做強心針時，統治者才不會管它是不是從日本引進來的了。這樣我們才能理解，1969年夏天台中金龍少棒隊打進美國威廉波特大賽，處在農村的三合院一大家子二三十人，夜半起來觀看比賽的情形。在中華青少年棒球隊1972年首獲世界冠軍後，郵局發行了一套四枚印有「莊敬自強」的紀念郵票，這對剛在聯合國喪失合法席位的國民黨政府來說，可以給民眾帶來說法上的安慰。三獲世界冠軍後還發行了臺灣首日封及郵票，圖案分別為石油化學工業、鐵路電氣化（1977年）、桃園國際機場、南北高速公路（1978年），全是政府建設臺灣的成就。當統治合法性不是出於民選時，它作為最高的意識形態需求，就使棒球在臺灣沉寂二十年後，在七十年代與保釣運動、鄉土文學爭論乃至黨外運動的萌芽一起，成為民族意識勃興與臺灣本土權利意識高漲的多重合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