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常常習慣在大陸、臺灣找許多相同之處，這視角自然有其意義，甚至在大陸這邊還具備天然的政治正確。但我覺得作為一個愛思考的人，你往往要看雙方的差異何在，是因什麼原由而有所差異，這種差異是否已經影響到互相之間的溝通。比如我們通常認為外省人和眷村長大的一代，就天然地是統派，但若你讀過外省籍學者田欣的《臺灣，我唯一的祖國》，你就會知道人是多樣的複雜的，思想並不天然統一到你想像的那個群體中。這就像楊渡這樣早已算是臺灣「土著」的人，卻有對渡海到台的文化傳道者的真誠感念一樣，這正是臺灣的魅力之所在。這方面的分析我認為還是法國學者高格孚的《風和日暖：臺灣外省人與國家認同的轉變》比較高明。換言之，等我們大陸人能有一種不急於下政治正確的斷語，能就別人的處境與人生的艱難，有一種感同身受的體會後，就不會輕易被一堆主義與抽象的政治觀念所捆綁。
想起母親為躲避員警抓捕，將身子側躺在矮秧苗的水田裡，狼狽而屈辱，這真實的細節令人難受而動容，作為親歷母親受難的兒子，數十年後寫一部家族及臺灣轉型的自傳體小說，自然要用「水田裡的媽媽」來名之。當楊渡到監獄探視母親未果，十四歲的他在回來的路上被那種此前就已經發酵的不公平感深深攫住了，難以釋懷。但我們只有看清他這種難以釋懷，才能更加明瞭楊渡成長為今天這樣的作家，有比較強勁的道義感，可謂其來有自。
幾年前我在《南方週末》讀到楊渡談到他初中即開始讀禁書的經歷，不由得心生羡慕之情。我比他小七歲，一樣在農村艱難長大，但到上大學之前根本就沒讀過課外書，更不用說有機會接觸禁書了。1949年隨國民黨到臺灣的軍公教人員中，有不少知識精英，其學問與見識都不錯。但因臺灣地方狹小，大學不多，研究機構更是稀少，故不少知識份子，只有分散到各縣乃至到鄉村教書，這對農村孩子來說無疑是個福音，楊渡就是這樣的幸運者。後來他把這樣的感念與靈魂孕育撰寫成一本《暗夜裡的傳燈人》，既寫了渡海到台的文化傳播者，又寫他閱讀各種禁書的經歷，同時紀念那些曾經坐牢的人，給他的精神滋養。
正是這樣的經歷，使得楊渡在二十幾歲在研究所畢業當記者時——在某種意義上看，從其畢業論文《日據時期臺灣新劇運動》，就已經預示了他未來的寫作方向——就特別注意包括黨外力量在內的民間力量的興起。不僅參加黨外雜誌《大地生活》的採訪與編輯工作，而且將這樣的經歷寫成《民間的力量》一書。後來他陸續撰寫的《帶著小提琴的革命家：簡吉和臺灣農民運動》、《紅雲：嚴秀峰傳》，就延續了他早年熟讀陳映真小說後所夢想的「建立一座貧民醫院、收容所」的想法。即自己無力直接完成這樣的事業，但要在精神上弘揚與接續這樣的事業，這正是他特別在意公平，注重臺灣真正的左翼人物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