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渡父親因從小生活在日據時代，上學學的是日語，因家窮困只學幾年就輟學了。他能講閩南語，但閱讀只能看簡單的日文書。他幾位叔叔都因被征參與日軍的活動，而生活受很大的影響，幸好在他十五時日本就戰敗了。但從小受的日本教育，在電影與音樂上對他影響很大，經常不自覺地唱出不少包括日本民謠在內的歌曲，而演歌中那種抒發情緒愁悶的內容，更常使他曲不離口。一個從小學了幾年日語的農村人，在國民政府來台只准使用漢文後，其閱讀能力堪稱文盲。其生存格外的艱難，我們可以揣摩，卻不一定真能理解那種滄桑之變在他內心的感受。直到幾十年後的九十年代，他與自己的兒子討論「臺灣的悲哀」時，才吐露自己在日據時期與國民黨解嚴之前，同樣是二等公民的屈辱。那種不知何時天亮的內心煎熬與壓抑，哪是語言能形容得出來的？
幸運的是，楊渡父親搭上了上個世紀六七十年代臺灣經濟起飛的「便車」，雖然他幾次被從「車」上擠下來，摔得個鼻青臉腫，但他不服輸的韌勁，終於得到了苦盡甘來的回報。吊詭的是，他能在商業洪流中起死回生，其中最重要的「救命稻草」便是他小學所學的那幾年日語。他到日本買日語教材與字典，回來向人請教，終於在沒辦法買下日本人專利的情形下——因日方索價太昂，要求過苛——通過自己的摸索，找到了解決鍋爐節約能源的核心技術，從而使自己在臺灣鍋爐行業，擁有一席較為有利的位置。你說像這樣的時刻，他就是愛情不自禁地唱起演歌，你有什麼感到意外的呢？
當我們讀吳濁流的小說《亞細亞的孤兒》，聽羅大佑唱同名曲時——羅作此曲並演唱之，遭受頗多阻力，因為國民黨覺得這是對他們的挑戰，還是蔣勳想了個「致東南亞難民」，通過身份的移位與權利的落空，才使影射不致著實——我們多少人能將自己置換進去而理解他們內心的「漂泊無依」呢？這就像楊渡談大陸抗戰，大家都覺得註定是要贏的，只是時間長短而已，而臺灣人在日本的統治下幾十年了，哪裡能有這樣的期待啊。臺灣在1915年噍吧年事件後，武裝反抗幾乎絕跡（霧社事件個例而普遍情形），所以才有知識精英與士紳林獻堂、蔣渭水等人成立臺灣文化協會做民族意識之啟蒙，就算有點對抗性質的由簡吉、李應章等所組成的臺灣農民組合，與此前的武裝反抗相比，不少也只是在法律框架範圍內解決問題。這也是1937年後日本在臺灣推行「皇民化」，並沒有遇到太大阻力的心理狀況和現實情形，因為普通人不可能預知中國戰勝了，臺灣會回歸國民政府。正因如此，一旦國民政府來台接管，引致民眾極大的期待，可是「二二八事件」，及以後漫長的戒嚴，對他們的煎熬，恐怕也不是那些覺得臺灣有今天的局面，是很輕鬆得來的中國民眾所能體會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