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政治的基礎在於監督和制衡的力量，自由經濟的繁榮有賴於供給和需求的平均發展。如今足以改變國族命運的政治權力己經轉移到科技巨獸的手中——更精確的說，是決定在以營利為目標、無法追踪、對公眾不透明、不受監管、難以究責，而且複雜到沒有人能夠完全理解的演算法所構成的電子迷宮之中，亞當斯密所形容的「看不見的手」，如今已經被人工智慧那隻「趨利之手」所取代。
太多問題以快到我們來不及思考的速度來到我們眼前，而巨變已經發生。我們每個人的生活足跡被巨細無遺地收集在網路媒體的資料庫中 – 我們的交遊、興趣、作習、健康一一被媒體企業所掌握、鎖定，據以決定要向我們展示什麼廣告，傳送給我們什麼樣的新聞， 幫助保險公司決定我們該付多少保費，甚至乾脆拒絕讓我們投保。如果沒有強力的立法干預措施，我預期在不久的未來，政府和企業將使用AI來對付弱勢、罪犯、抗議者、消費者和被保險者。最終，我們每一個人的「生存價值」，將一一由機器來作出評價。（參考新聞：歐盟就AI Act達成共識，可望成為全球範本 ）
有報導說，2024年將是政治史上的「AI元年」－－過去雖然不是沒有，但是AI深度偽造影片、偽造圖片、語音複製和生成式電郵文字的能力使得操弄的門檻和成本大大的降低。今年9月在斯洛伐克大選投票的前兩天，一則以「深偽技術」偽造的進步黨候選人和記者間關於收買選票的談話在網路流傳，即使真相在事後獲得澄清，但是傷害己經無可挽救。由於權力就是巨大利益的分配權，這造成了執政者對於權力的迷戀 －－ 我絲毫不懷疑台灣也將一再出現AI高科技版的「高雄走路工事件」。
AI對於民主政治和專制政權將帶來什麼樣不同的衝擊？答案其實很簡單：
對於專制政權來說，包括AI在內的科技和媒體必須為政治服務。但是在今天的民主國家，由於政客的政治生命由選舉經費所充值，因此政治實際上是為擁有科技和媒體的大企業金主提供服務。這就是民主國家對於問題感到無力的根本原因。
結論
讓我們回到兩位專家凱因斯和李開復的認知問題。
凱因斯的經濟學思想成形於一次世界大戰後的20年代，被美國小羅斯福總統採用，成為新政的指導思想，使美國從大蕭條中重新站起，並在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登上國勢的頂峰。然而到了70年代的中期，美國經濟遭遇凱因斯理論所無法解釋的停滯性通膨，於是他的思想所指導的政策被全面推翻，由芝加哥學派的新自由主義所取代。
如果凱因斯的經濟學沒有被推翻，是不是人類在2030年真的能夠實現每週僅需工作15小時呢？可惜歴史無法倒轉，讓我們重新再走一遍。也許經濟在發展之後，人的慾望和需求也會不斷增加，凱因斯就算再有遠見，也不可能料到有一個叫做手機的東西會變得和食物一樣重要。我認為人類的自然本性就是贏家想要越多越好，並且會為後來的人設下種種競爭障礙，也許凱因斯的確是低估了聰明人在尋租手段上的創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