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17年的夏天，一位電腦科學家、人工智慧先驅者在台大畢業典禮上，以AI的前景為題給畢業生演講，並作出了下面的預言：
「... 在這十年，我們將進入一個富足的豐產時代，因為AI作為我們的工具，將為我們創造巨大的價值，幫助我們降低甚至消除貧窮和飢餓。我們每個人也將獲得更多的時間，來做我們愛做的事。 … AI時代，將會是藝術及文化創作者的美好時代，會有更多的藝術家、 設計師、詩人、歌唱家、演員的出現。AI無法做到感性自由的創造。有些人可能已經看過AI可以把一張畫做成莫內的風格，但如果給AI一張白紙，它沒辦法像一個五歲小孩天馬行空地去畫畫說故事。AI不懂美，不懂幽默。…」
這位專家也勉勵學生，要「選定某個具體領域勤下苦工，成為AI無法取代的人才」，同時他相信「失去工作的人可以去做傳播愛和分享經驗的服務業 … 台灣的志工精神，可以感染世界，可以讓更多人找到AI無法取代的服務業工作」。
很不幸地，在僅僅六年多後，我們看到生成式AI技術ChatGPT問世，它的爆發性流行瞬間使得所有的文創工作者陷入恐慌，同時也讓許多從事服務業的人員進入生存淘汰賽。例如，一間廣告公司只要雇用一個文案人員加上ChatGPT就可以完成過去十個人的工作量。或者動漫公司爭相採用AI繪圖工具，使得繪圖高手淪入失業大軍。
李開復的預言以一種很離譜的相反方式破滅了，當然他也不是完全沒有預料到這樣的發展。2017年同一時期他在紐約時報上的一篇專欄中指出，隨著AI的成長，人類一方面迎來用少量人力就能創造巨大財富的時代，另一方面卻也有許多人將因為AI而失業。在這個情況下，他認為政府必須向那些靠AI獲得高額利潤的企業課徵更多稅負，並將之用於提升社會福利。
顯然，在各國政府爭相投資和補助AI產業，以期在未來國際競爭中佔據有利戰略位置的賽局中，「向AI企業課稅來補償失業者」是一種遙不可及的空話。況且我們從歷史規律和經濟邏輯的角度來看的話，要從掠奪者的口袋中掏出錢來補償被掠奪者的損失，是完全不切實際的——為什麼不一開始就努力避免掠奪的發生呢？
李開復並不是第一個在自己的專業範圍內預言失敗的專家，他也不是最離譜的。擁有「二十世紀人類智慧代表性人物」稱號的凱因斯在1930年寫了一篇著名的文章 《我們後代的經濟前景》，他樂觀地預言，「在100年後的2030年，所有的經濟問題都獲得解決，人類的經濟水平成長達到(1930年的)八倍，一個人每週只要工作15個小時，就能夠滿足生存基本需要。」
如今我們離凱因斯所說的2030年只剩不到七年，他的預言是否有絲毫實現的跡象呢？我們今天在社會上看到的普遍現象卻是，就連菁英階級也在超時工作！在過去幾百年裡，屬於社會上層的人被認為是不需要工作的，在封建貴族的角度來看，工作是不體面的事。但是我們的經濟和社會演變到今天，「工作」卻被賦與至高無上的道德，甚至成為一種新興的宗教。近幾年從大陸流行到台灣的一個叫做「內捲」的新詞就很生動地表達了這個狀況 （參考文章：網路流行語「內卷」是什麼意思？ ）。
很明顯地，在高科技和AI的快速發展下，企業正在大規模地以機器取代人力，這造成了工作的稀缺，從而加劇了我們經濟生活中各個領域的激烈競爭和無情淘汰現象，人類社會似乎正朝著災難性崩潰的懸崖奔去。（參考新聞：豐田汽車促使IT自動化超速發展 ）
在環境污染、地球暖化、資源枯竭之外，現在又多了一項人工智慧對於經濟和社會的衝擊，我們需要什麼樣的認知和態度來面對這些迫在眉睫的挑戰？
如果說，連偉大的經濟學家和人工智慧先驅者對於未來都提出了完全失準的預測，那麼我們如何能夠相信，我們的政治制度和國家領導者能夠帶領我們安全地度過危機呢？
我認為這些問題的答案必須在歷史裡面尋找－－不過，也可能會先找到更多的問題。我們必須問出正確的問題，並且從簡單的問題開始回答。
問題1：AI是另一波工業革命嗎？
近幾年來，當我以「人工智慧將對社會帶來什麼影響」這類問題請教各行各業的專家時，我最常聽到的答案就是「生命自然會找到它的出路」。雖然這個回答帶著些許駝鳥心態，但是基於歷史觀點，我們也不能說它不合理——因為歷史上的工業革命一次次地把經濟推上前所未有的高峰，人類的生活品質也獲得極大的改善，我們為什麼不能對人工智慧也抱持同樣的樂觀期待呢？(參考資料：影響人類歷史的四次工業革命 )
第一次工業革命：18世紀英國人發明的蒸汽機促成了運輸和紡織業的飛躍，人們從農村移往大城市，成為工廠和作坊的員工，這些工廠進而成為近代第一波全球化貿易的推手，使得英國成為主宰全球經濟的霸主。
第二次工業革命：美國和西歐國家在19世紀中業把科學和技術結合，以發電機、電燈、電話、加上鋼鐵、化工、石油內燃機等發明和產業創造出了「電氣時代」，成為現代城市生活的基礎。人們更進一步從農村和小型作坊走入現代化高效管理的工廠，為普通家庭提供從電器到汽車等等便利的生活設施。
第三次工業革命：這一波革命也稱作「資訊時代」，由核能、航太、電子、通訊技術的進步，把人們的消費習慣從物質上的便利轉向了訊息、服務、健康、娛樂和旅遊等等方面，同時促成全球化供應鏈和貿易達到了頂峰。
第四次工業革命：又稱為「工業4.0」或是「綠色工業革命」。在2011年德國漢諾威工業展覽會上被提出來的工業革命概念包括了人工智慧、新材料、分子工程、石墨烯、虛擬實境、量子通信技術、可控核聚變、清潔能源以及生物技術等等多方面的發展。這些變革對於我們社會所帶來的改變和效益，在今天仍然是一個現在進行式。
觀察前面三次工業革命的效應時，我們會發現，這些技術上的變革所帶來的典範轉移(paradigm shifts)不僅僅把人們從舊有的生產模式驅往新興的產業，同時也包括了新興消費階級的誕生。例如，第一、二次工業革命的生產者同時也是各種汽車、家庭電器的購買者。第三次工業革命所催生出來的大量服務業員工同時也是各種資訊、電子產品，以及從醫療美容到娛樂旅遊產業的消費者。
我們從社會的角度來看的話，許多舊產業的員工的確被無情地淘汰到社會邊緣，但是新產業所創造出來的工作機會和消費市場要大大的超過舊產業萎縮的損失。換句話說，只要新的產業革命可以創造出，或者維持住一個同時身兼生產者和消費者的中產階級的話，我們就會看到經濟的持續成長——只要經濟持續成長，透過政府的稅收和民間的消費，新創造出來的紅利最後就能夠澤被於大眾。
請問，將成為第四波工業革命主軸的AI產業，它所帶來的新興消費階級在那裡？在自駕車、無人商店和ChatGPT消滅了大量的司機、店員和文創工作者，甚至中階企業的職位之後，未來AI為我們所帶來的，更新更好的產品和服務，將會由誰來買單呢？
問題2：AI將帶來什麼樣的承諾，它們能夠實現嗎？
要進一步分析「AI時代的消費大眾在那裡」這個問題，我們必須介紹90年代一群麻省理工學院學者所提出的「ALM假說」。這個假說認為，若要釐清科技與工作的關係，光憑藉著醫生、律師、工廠作業員等等「職業」上的區分是不夠的，我們必須把每一種職業進一步拆解成不同「任務」的組合，並把不同的任務歸納在「重覆性的高低」、「技能純熟度」等等類別之下。學者們觀察到，不同職業所需要的「例行或重覆性任務」的比例各不相同。我們從ALM假說所得到的重要結論之一，就是凡是含有「例行任務」比例越高的職業，其被自動化設備取代的機會就越大。(參考資料：不工作的世界 )
利用ALM假說，我們能夠很清楚地描述在第一、二次工業革命中，人們從農業轉往工業，以及第三次工業革命中，人們從工業轉往服務業，並且創造出全新經濟內容的過程。同時，我們也能夠利用ALM假說來解釋1995年至2015年間「產業空洞化」的原因。所謂產業空洞化指的是隨著IT技術普及於職場，人們觀察到產業頂層的「勞心」工作仍舊存在，同時像是園丁、保全、清潔工等等社會底層低薪工作的需求也略有增加，但是許多經濟體在傳統上所擁有的中產階級卻逐漸流失，原因就在於中等收入勞工的工作內容有很大一部分屬於「例行」的任務。社會底層的工作雖然也有可能被機器取代，但是由於產值不高，雇主就比較難以取得經濟上的效益。(從這個角度來看，當政府提高法定基本工資的時候，其效應可能反而是讓企業提高了引進自動化的誘因。）
隨著人工智慧的逐步發展，學者們觀察到ALM假說在遇到AI的時候失效了。在傳統上，學術界對於人類和機器在工作上的關係，是由一種互補的概念所規範——由機器負擔勞力和重覆性的任務，而人類的優勢則在思考計畫和運籌管理方面。當人工智慧的能力開始超越人類的時候，那些高產值的「勞心」任務就會有很大的機會被AI所侵佔。我們可以斷言，只要有足夠的經濟誘因，今天的AI在大量數據的訓練下，己經能夠取代大多數需要思考、歸納、判斷和創作能力，或是純熟技巧的人類工作。如果需要的話，AI也可以對任何真實人物做到真假難辨的仿冒。
換句話說，就算AI時代能夠創造出許多新的工作機會，這些工作機會也仍然有極大的比例由AI所擔任。歷史上的䌓榮時期皆伴隨著興旺的中產階級經濟生活，然而我們在過去幾波工業革命中所看到的新興消費階級，我估計這次將不會出現。如果汽車公司花了極大的投資生產出了自駕車，但是有能力購買的人卻越來越少，那麼汽車公司將如何獲利？當多數勞工和白領階級被人工智慧取代而失去工作，而新的消費階級不曾出現的時候，我們的社會將變成什麼樣子？
在我看來，那會是比封建制度還要糟糕的社會。歷史上的封建政權至少還需要養活大量的農奴、工匠、士兵來提供貴族生活和安全所需。而AI時代的統治階級只須依靠大量機器就可以完成從採礦、種植、製造、守衛等等種種服務，他們沒有餵飽大多數人民的責任。
問題3：躺平是正義嗎？
我上網路搜查了「躺平」這個自2021年起從大陸流行開來的新詞，找到有「不買房、不買車、不談戀愛、不結婚、不生娃、低水平消費」、「維持最低生存標準，拒絕成為資本家賺錢的機器、被資本家剝削的奴隸」、「放棄跟隨社會期望奮鬥、待在自己的舒適圈就好」，等等。在台灣，我們也發明了「啃老族」這個稍偏負面的說法。
在論語泰伯篇裡，孔子說：「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又論語衛靈公：「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到了東漢時期的道家詩詞裡，也有「小隱隱陵藪，大隱隱朝市」的講法。我認為「躺平」不過就是中國古時隱逸思想的一種現代詮釋。
關於「為何21世紀的人類反而超時工作？」和「AI是否能實現服務人類的宗旨？」這兩個看似不同的問題，其答案其實是同一個現象的不同層面。
前面這個問題的答案顯而易見：世界上的物質資源和利益並不是無窮。當低矮枝椏上的果實被摘完之後，高處的果實便要費更多力氣才能採得到。而且先馳得點的人有強大的誘因要以更低的成本來得到更多利益，並且利用各種尋租手段來設下障礙，以阻止後來的人分享果實。在一種「惟恐落後」、「害怕失去地位」以及「你不幹自然會有別人願意幹」的焦慮感驅策下，人人都成了籠中鼠，盡日在鐵輪上奔跑而不得休息。
回顧歷史，我們可以把上世紀70年代處於經濟起飛初期，具備良好人力資源的台灣產業環境比喻為一個溫暖濕潤的草原，我們在這個草原上的任何地方種下一顆種子，它都有很大的機會成為一株大樹。在這個環境下的個人只要勤奮努力就不難成家立業，甚至成為巨富。然而到了五十年後的今天，昔日的空曠草原己經發展成為一座巨樹參天的森林，產業發展的新機會和絕大部分的獲利都落入了巨型財團及大企業手中，就如同大樹下的樹苖很難再得到成長所需的陽光，當今社會上的年輕人也不再擁有父輩在五十年前所享有的機會。
由此我們可以得到第二個問題的答案：由於AI在企業巨獸之間以及國與國之間己經成為一種「贏家全拿」的軍備競賽，各家無不傾盡全力來加速發展AI，以便盡快取得壟斷性的經濟利益，而社會所付出的代價就被拋在一旁——我們可以預期，將會有越來越多藍領和白領勞工落入失業深淵。
「邦有道則仕」，亦即在經濟成長的時期，人們努力發家致富。「無道則卷而懷之」，則是經濟成長停滯或陷入衰退後，人們選擇躺平。這不過是生存之道而己，無關乎道德的高低。當我們看到今天國家大部分的財富握在年長者的手中，而社會底層像是超商、外賣、餐飲業等等一些毫無成長性的職位上，盡是些無力成家買房的年輕人甚至外勞時，這個社會的未來前景是可以想見的。
問題4：對於民主和專制社會，AI會帶來不同的衝擊嗎？
民主政治運作的本質就是資訊。人們喜歡、或是討厭一個政治人物或政黨，不過是媒體洗腦的結果。當年李登輝和陳水扁都撈錢，為什麼只有宋楚瑜被鬥臭？因為親民黨沒有自己的媒體。若沒有網路的草根力量，今天新興的民眾黨根本就不會取得向大黨叫陣的機會。
網路媒體對於一些執政基礎脆弱的國家具有極大的破壞力。在2014年，一位緬甸部落客報導有個穆斯林茶館老閭性侵佛教徒員工，這條消息很快就在臉書上以爆炸性的速度傳開，針對羅興亞人和其他少數民族的仇恨言論如野火般延燒，最後演變成大規模種族清洗，導致近80萬羅興亞人逃離緬甸成為難民。（參考資料：《矽谷價值戰：監控資本主義之下言論自由的未來》 ）
從阿拉伯之春、ISIS到各地民粹勢力堀起、美國國會山莊暴力事件等等，我們看到網路媒體己經成為改變區域平衡和形塑國際局勢的決定性力量。雖然G-MAFIA(註：六大巨頭的縮寫，包括Google, Microsoft, Amazon, Facebook, IBM, Apple)的領導人無不宣稱他們的良善意圖，但是科技進步的驅力是金錢而和道德無關，對於己經造成的傷害，這些企業的補救措施總是來得太晚，甚至僅僅是聊備一格。
民主政治的基礎在於監督和制衡的力量，自由經濟的繁榮有賴於供給和需求的平均發展。如今足以改變國族命運的政治權力己經轉移到科技巨獸的手中——更精確的說，是決定在以營利為目標、無法追踪、對公眾不透明、不受監管、難以究責，而且複雜到沒有人能夠完全理解的演算法所構成的電子迷宮之中，亞當斯密所形容的「看不見的手」，如今已經被人工智慧那隻「趨利之手」所取代。
太多問題以快到我們來不及思考的速度來到我們眼前，而巨變已經發生。我們每個人的生活足跡被巨細無遺地收集在網路媒體的資料庫中 – 我們的交遊、興趣、作習、健康一一被媒體企業所掌握、鎖定，據以決定要向我們展示什麼廣告，傳送給我們什麼樣的新聞， 幫助保險公司決定我們該付多少保費，甚至乾脆拒絕讓我們投保。如果沒有強力的立法干預措施，我預期在不久的未來，政府和企業將使用AI來對付弱勢、罪犯、抗議者、消費者和被保險者。最終，我們每一個人的「生存價值」，將一一由機器來作出評價。（參考新聞：歐盟就AI Act達成共識，可望成為全球範本 ）
有報導說，2024年將是政治史上的「AI元年」－－過去雖然不是沒有，但是AI深度偽造影片、偽造圖片、語音複製和生成式電郵文字的能力使得操弄的門檻和成本大大的降低。今年9月在斯洛伐克大選投票的前兩天，一則以「深偽技術」偽造的進步黨候選人和記者間關於收買選票的談話在網路流傳，即使真相在事後獲得澄清，但是傷害己經無可挽救。由於權力就是巨大利益的分配權，這造成了執政者對於權力的迷戀 －－ 我絲毫不懷疑台灣也將一再出現AI高科技版的「高雄走路工事件」。
AI對於民主政治和專制政權將帶來什麼樣不同的衝擊？答案其實很簡單：
對於專制政權來說，包括AI在內的科技和媒體必須為政治服務。但是在今天的民主國家，由於政客的政治生命由選舉經費所充值，因此政治實際上是為擁有科技和媒體的大企業金主提供服務。這就是民主國家對於問題感到無力的根本原因。
結論
讓我們回到兩位專家凱因斯和李開復的認知問題。
凱因斯的經濟學思想成形於一次世界大戰後的20年代，被美國小羅斯福總統採用，成為新政的指導思想，使美國從大蕭條中重新站起，並在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登上國勢的頂峰。然而到了70年代的中期，美國經濟遭遇凱因斯理論所無法解釋的停滯性通膨，於是他的思想所指導的政策被全面推翻，由芝加哥學派的新自由主義所取代。
如果凱因斯的經濟學沒有被推翻，是不是人類在2030年真的能夠實現每週僅需工作15小時呢？可惜歴史無法倒轉，讓我們重新再走一遍。也許經濟在發展之後，人的慾望和需求也會不斷增加，凱因斯就算再有遠見，也不可能料到有一個叫做手機的東西會變得和食物一樣重要。我認為人類的自然本性就是贏家想要越多越好，並且會為後來的人設下種種競爭障礙，也許凱因斯的確是低估了聰明人在尋租手段上的創意。
而李開復的錯誤告訴我們，專家的視野常常是非常侷限的，而且往往過度天真自信。
我在之前的文章中曾經論證( 紅利的終結—論美中爭霸的未來展望)，國家的盛世和經濟的繁榮僅僅來自於「紅利」的存在，而和自由民主還是專制獨裁沒有邏輯上的必然關係，同時紅利消失必然導致社會的快速衰頽。
大家都知道，經濟分成「供給」和「需求」兩個面向。「自由經濟」所獎勵的是能夠以最高效率產生價值的創業家和企業，而不論它們造成了多少外部社會成本，也不去計較成長的果實是如何分配－－因為長期來看，紅利的外溢效應總能夠通過稅收和消費來分潤給每一個人。
「供給」追求的是效率，而「需求」講求的是分配。對於我們今天所面臨的各種不安和紛亂，它們的根源其實很清楚：AI是一個效率工具而不是分配工具，它會大大地增加既得利益者的份額，而促使貧富差距加速的惡化。當紅利停止成長的時候，我們就會看到社會的崩潰，一如歴史上每一個走向死亡的朝代。
在90年代初期，我們曾經看到「自由經濟」短暫地戰勝了「計畫經濟」，因而所有失敗的社會主義國家紛紛走上自由開放之路。我在想，當芝加哥學派的學者們全面否定了凱因斯經濟學時，是否把某些社會責任像是把嬰兒連同洗澡水一起倒掉了呢？同樣地，當社會主義國家廢除「計畫經濟」的時候，是否把不該廢除的「計畫分配」連同「計畫生產」也一起扔了？
據報導，中國目前陷入了改革開放以來最嚴重的經濟危機，有消息說中共政府正在努力地「恢復市場信心」－－ 從歴史來看，我認為那是註定要失敗的企圖。也許他們真正應該考慮的是如何在中國實行強制性的分配（例如UBI/無條件基本收入）才對。（參考影片：翟东升 / 中国版的全民基本收入就是给老百姓发钱一直发到四十岁 ）
除非有非常聰明的人跳出來重新把AI從「效率工具」轉變成「分配工具」，我想不出民主政治能有什麼方法可以避免落入民粹政治，最後回到封建社會的必然結局。（請參考《億萬富豪的霸權》）
自由包括了免於匱乏和免於恐懼的自由，但是歷史告訴我們，總是有少數人對於匱乏的恐懼變成了貪婪，最後傷害了多數人的平等 – 決定國家興亡和人們命運的，其實是一條非常簡單的規則：
不患寡而患不均
參考資料
"部分的我 懊悔我畢生研究" 教父憂心AI將威脅人類生存 TVBS文茜的世界財經周報
AI驅動第四次工業革命 誰準備好了? TVBS文茜的世界財經周報
＊作者為科技業從業人員、歷史愛好者、關心明天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