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寶琳考上香港大學社工系，進入社工系後，認識了更多香港這個繁華都會下的邊緣人，她連初戀男友都是有精神情緒障礙的人，典型的社會邊緣者。對葉寶琳來說，這次戀愛經驗讓她更快速地進入的這群人的生活狀態。
「外界覺得他們是傻的，其實不是，他們只是有一個不同於主流社會的邏輯，沒人傾聽罷了。」
畢業之後，她短暫當過記者、立法會議員助理，還參選了03年的區議會選舉。跟朱凱迪一樣，她也在2005年香港主辦世界貿易組織第六次部長級會議時，加入「獨立媒體」，原本她只是記者寫稿，後來卻被這群抗爭者感動，成為了其中的一份子，跟他們一起行動。
2006年，葉寶琳跟他的夥伴們參加了天星碼頭的告別晚會，「那時候有一種鬱悶，覺得如果大家都認為這麼捨不得，為什麼不像政府要求保留下來。」
「我還記得那是發生在06年的12月，朱凱迪跟陳景輝他們看到民主黨去碼頭外抗議，抗議完就走，拆遷工程仍在進行，他們覺得非常諷刺，後來林輝打電話給我說，他們跳進去工地了，得快點找人來幫忙聲援。」葉寶琳馬上去蒐集物資、搞集會、聯絡泛民主派議員，向政府表達訴求。此時她的運動天份與善於溝通的人格特質已經開始展現。
保衛皇后碼頭的那段日子，帶給葉寶琳許多快樂的回憶。她週一到週四下班就前往碼頭，週五下班後更是直接住在佔領區內。
「05年韓農在香港的抗議帶給我很多啟發，我們在皇后碼頭時，多了許多直接行動，就是來自他們的理念。我們在那裡佔領搭帳篷，在那裡用流動廁所，一日晚上的守夜，我們在帳篷睡覺，結果被叫醒，周潤發來了。」
周潤發來到佔領區的意義，並不僅是他是大明星而已，而是香港社會主流的代表人物中，有人願意公開的簽名，支持他們的行動，認同這場行動背後的社會價值觀。
葉寶琳回顧這場運動，她認為這場抗爭解決了她從九七後一直存在的問題：「我們香港市民到底能不能說出自己的聲音？」
「羅永生在檢討時說，我們這些行動有三個主題，人民規劃、公共空間、解殖，對我來說，影響最大的是解殖。我們香港人需要提出面對中國，必須表現出我們的主體。當時舉行了一個活動，我們仿照過去英國皇室跟歷任港督在皇后碼頭上岸的情形，只是將上岸的人變成各個階級背景的香港人，包括了幫傭、新移民，傳達出香港是我們的家，我們要做香港的主人，這是一種開放本土的想法。」
在保衛菜園村的抗爭中，因為參與的人多，不同背景的組織共同組成了「反高鐵停撥款大聯盟」，以此為平台，負責舉辦大型集會。葉寶琳是大聯盟的核心成員，也是對外發言人，她居中協調的統籌能力，在這場運動發揮得非常好，媒體也喜歡找她，她因此成為知名人物。不過，立法會最終撥款通過後，他們解散了立法會廣場的集會，這招致許多的批評，知名度最高的葉寶琳，當然也受到了批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