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參選區議員是一個多面受敵的狀況。不同立場的支持者都有雜音，認為我搞運動結果為了自己參選，也影響到菜園村，因為我涉入地方政治讓菜園村更加擔憂自己的處境。」
投入就會有反響，朱凱迪雖然沒有意外的落選了，但地方上開始慢慢接受他，他之後用了一年多的時間做「八鄉報」，讓大家知道他不僅是菜園村抗爭的朱凱迪，而是要做整個八鄉的朱凱迪。矛盾跟疑慮都慢慢化解，雖然離勝選還有一段路，但他已經成為了地方的一份子。朱凱迪希望可以將對於經營社區的想像投入到政治裡面，他也認為現在的佔中運動，運動很多人參與很好、成功很好，但之後要延續就必須投入到政治裡面。
朱凱迪並沒有脫離社會運動，他變成了更符合他性格的軍師角色，只是他選擇了一條更加孤單的路。我每次看著他清瘦的模樣，總有一種感覺，他似乎注定走人煙稀少的路，而我也相信他會走到開花結果那一天。
葉寶琳則在反高鐵告一段落後，繼續在ＮＧＯ上班，而隨著中港矛盾的加劇，她所認同的「開放的本土」的理念，受到許多激進本土派猛烈的攻擊，成為「左膠」[1]的代表。這些攻擊一開始針對的是不同的本土觀，最後上升到人身攻擊，並將葉寶琳指成是社會運動的失敗者。
她所遭受的批判有些可受公評，尤其她已經成為社運界的大姊大，難免樹大招風，很多時候，這些指控變成了汙衊，讓葉寶琳非常傷心，尤其她跟這些重要的社會運動與帶來的價值轉移息息相關。但這也凸顯出，葉寶琳跟他的夥伴們所提出的本土觀，無法針對激烈的中港矛盾情緒做出有效的回應。
葉寶琳覺得，他們無法做到民粹，他們同樣反對大量自由行，但無法針對旅客進行謾罵；他們討厭大陸遊客在街上大便，但卻無法將每一位大陸遊客都當成這樣的人。另外，這股反對力量並沒有成為政黨或者類似政黨的組織，無法有效的回應這些攻擊謾罵，沒有精力針對每一項社會議題做研究，進而有系統性的回答。
「你可以說這是我們天生的限制吧，但我們就無法像右翼的人那樣簡單化問題，我們也無法把所有大陸人都假設成是壞人、蝗蟲、間諜。」
葉寶琳在2002年時，因為失戀所以跑去旅行了大半年，而地點都是在中國大陸。她自嘲，這讓她成為一個政治不正確的「大中華膠」，因為在這段旅程中，將許多大陸偏鄉居民努力建立家園、充滿人情味的圖像與故事，深深烙印在葉寶琳心裡。
「我多少更了解他們的文化與他們的困難在哪裡，而人民與政權應該要分開來看待的。」
我始終記得，一次在台北的晚上，葉寶琳跟我說著她內心的自我焦慮，擔心自己過去的努力因為這些抹黑的人身攻擊而被大家遺忘，尤其她從小就關心本土與土地認同，現在卻被批判，成為反對香港本土的一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