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皇后碼頭到菜園村，陳允中跟這群青年成為戰友，更理解這群香港青年：「陳景輝是一個非常獨立的人，很有自己的主見，演講非常厲害，很有感情，他不受支配，但會自己找到最好的發揮位置；朱凱迪心思縝密，有領導能力，專注力很夠，是一個出色的軍師，但是人際關係不好，容易發脾氣罵人，BOBO（葉寶琳）則不同，她可以將大家從政治到社運串聯在一起，主持大型會議，凝聚不同意見，是很有魅力的人。」
陳允中認為，從事社會運動需要政治溝通，需要議會力量，也需要拉近不同團體，但許多社運人非常排斥政治。朱凱迪跟葉寶琳則理解陳允中的意思：「當時，朱凱迪就會幫忙蒐集資料，葉寶琳則跟我一起去立法院遊說。」
「皇后碼頭到高鐵，是同一批人馬就明顯感受到成熟度完全不同，不僅是衝撞，還有整體的想法與不同的分工。從行動變成運動，從衝擊行動變成個運動，運動要建立群眾，軟化敵人，跟不同團體合作跟長期耕耘。反高鐵就成為這樣一種運動，不僅是衝撞跟悲情，有許多說服的過程，讓市民跟立法會都站在這一邊。」
陳允中認為，皇后碼頭運動對香港的發展很重要，只是更多人記得反高鐵運動的成功：「皇后碼頭是奠立了保育論述，過去報紙在A14版是講地產規劃，現在多了保育，變成了A1新聞。大家至少會說，發展不是硬道理，還要兼顧保育。現在講保育的正當性很高，政府會怕，知道這個議題社會上有很多人支持，會把它當一回事情來看。」
批評者說，你們做的東西都失敗，陳允中回應，是，皇后碼頭沒有保住，但是建立社會一個新的共識、新的價值觀，不是成功嗎？就算政府沒有相信保育，但總會知道那是炸彈，不能說拆就拆。
「反高鐵、護菜園村也是一個保育議題。香港開始思考，我們該不該有鄉村，該不該有農地，還是全部應該城市化，也開始去探索農業過去在香港的發展變化。現在東北，已經有成熟的力量去保護東北，保護鄉村，保護農地。」
陳允中說，這些抗爭者的共同點，就是反發展主義。拚經濟不是唯一重要，但是拚生活也重要。而他最感到欣慰的是，這一代的社運青年，已經非常成熟，並且繼續傳承下去，他說：「現在從行動到了運動，運動是蓋一種建築物，我們做的最大的貢獻，民主的建築建起來，所有社會抗爭都是民主抗爭。有右派的人批評，有老左的人批判我們是資本主義民主，都沒關係，做各自想做的，這個地方就會改變。」
〈抗爭之後〉
反高鐵抗爭之後，香港出現更多願意投身公眾事務的年輕人，無論是政治運動還是社會運動。2012年，當時還是高中生的黃之鋒在網路組成了「學民思潮」，反對政府設立洗腦的國民教育科，他們在努力一年之後，號召了十二萬人，在政府廣場集會抗爭，最終獲得成功。這樣一個年輕孩子，怎麼會有那麼大的勇氣與政治意識呢？黃之鋒跟我說，他的政治啟蒙就是來自反高鐵運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