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高鐵抗爭告一段落後，抗爭的價值觀雖然擴散出去，但集結出的力量卻沒有找到根據地，或者成為一個有實質政治影響力的政團組織。在往後中港矛盾加劇時，香港出現了激進的本土主義，而這群早已實踐了本土抗爭的青年卻逐漸失去話語權。
朱凱迪認為，反高鐵時，他們沒有提出清晰的本土概念，讓泛民政黨去吸收，而搞運動的這群人沒有、也無法即時成為政黨，所以香港對本土概念、本土意識的需要就成了真空，讓更激進的力量得以出現、進入。
朱凱迪分析，社會運動通常瀰漫著一股氛圍，強調不需要太嚴密的組織、共識政治、排斥權力與政治；但正是因為這樣的氛圍，當激進的本土力量在2010年崛起後，這群最早關注本土議題的運動者，逐漸喪失了主動權。
朱凱迪以「學民思潮」當作對照：「他們的組織方式跟我們完全不一樣，類似政黨的操作，他們做的運動完全跳脫過去我們所做的社會運動模式。我不知道他們是否有參照我們的教訓，或者是一種反應式的避免，他們對於爭取權力沒有排斥感，這樣才不會在一場運動結束之後，就失去了社會位置。」
朱凱迪認為，推動本土政治發展不能站在外圍去做。「在香港，我們如果要反思殖民統治，就必須去面對新界，但在香港沒有人講新界，對新界也不瞭解，就像是雙手將這塊地方的政治可能，都送給共產黨。我們的泛民政黨與環保團體站在外面去談新界，以一種很菁英的心態去批判說，你們都是黑社會，都沒有環保意識之類的。」
因此，反高鐵後朱凱迪留在原地，跟著居民一起遷村，他覺得要改變新界的政治就要落地，透過社會運動的方式，跟地方的上的民眾、跟被迫遷的民眾產生信任感。
他不無感慨的說：「一定要在這裡找到盟友，才有可能發展政治力量。」
這段過程需要調適，朱凱迪受無政府主義影響很深，在參選這條路上能走多遠，自己也不太有把握，但知道非走不可。他說：「在保衛菜園村的過程中，許多政治動員都是靠網路媒體，就像是泛民主派用蘋果日報來動員，但當我們實際走進社區後，就會發現已經都是民建聯的了。菜園村的抗爭與皇后、天星碼頭不同，你必須面對許多居民。」
朱凱迪說：「整個八鄉都痛恨菜園村帶來的抗爭，我們可以透過網路在菜園村吸引很多年輕人來支持，可以搞演唱很熱鬧，但是旁邊錦田市的居民都不認同，那我們未來怎麼可能成為力量，阻撓任何一個開發案？雖然許多人認為菜園村的運動很成功，但我的感覺上還是失敗的。」
「在2010年時，我覺得如果要讓地方擺脫對菜園村的恨意，我就得擺脫互聯網，我得落地，所以後來我留了下去，參選了八鄉區議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