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位台籍學者提出的兩點，是當時海外台灣人對中共推動「統運」的關切所在。如果台籍人在大陸，也同當年在台灣那樣受到排擠，如果統一後台灣人仍是「二等國民」，那麼叫台灣人如何接受統一呢？
「二等國民」的說法，其實已經較為溫和，台灣人當年的身份意識，是作家吳濁流在1946年寫的《亞細亞孤兒》。在日本殖民統治時期，不被視為日本人；個人到了中國大陸，不被視為中國人；戰後台灣人敲鑼打鼓歡迎國軍來台，結果迎來二二八事件，此後台灣人只能自稱為本島人，不能稱「台灣人」，在軍公教系統都由外省人掌權的情形下，台灣人確實是「二等國民」。而周恩來對此渾然不知。
當時台灣人的心結，是台灣在歷史上一直被外來政權所統治，從來沒有真正由台灣人當家做主，且別說民主制度了，就連自主也從未有過。滿清與日本交戰打輸了就割讓台灣給日本，二戰後戰勝國就決定把台灣交還中國，國民黨在內戰中戰敗了就把中央政府遷來台灣，並在台灣實施戒嚴，使台灣的自由和法治比日治時更不如。台灣人在漫長的歷史進程中，完全沒有自己的角色。
六十年代中期中國掀起學毛著高潮，接著是文革，西方的左傾思潮有了毛派，台灣也有追求社會主義理想的知識人。歐美的台灣留學生和學者，有不少人仰望「紅星照耀的中國」，以為可以在宣稱「人民當家做主」的中國大陸奉獻自己，甚或想促進台灣與大陸的統一。在釣運漸告平息後，1982年我在美國訪問了七位曾經受社會主義和愛國主義熏陶的知識人，談他們一路走來的心路歷程。其中之一是1966年10月在文革剛發生時，偕同妻子陳若曦從歐洲申請回中國服務的段世堯。兩夫妻在文革時的中國生活了七年，兩個兒子在中國出生，全家於1973年申請離開中國，到了香港，陳若曦在香港寫下了轟動一時的文革小說，蜚聲國際。其後全家移居北美。
段世堯1959年從台灣到美國留學，在美國讀了許多關於中國的書，最受影響的是斯諾的《紅星照耀的中國》。在約翰·霍普金斯讀博士班時，與楊振寧的弟弟楊振平同住。1960年，在事先安排下，楊振寧、楊振平到瑞士，與他們的父親、從上海來的楊武之家人團聚。楊振平同段世堯講中國的事，讓他很感興奮。接著他與一些同樣嚮往中國的台灣學生組織讀書會，在相互鼓勵之下決心「回歸」中國。
七年在中國的經驗，個人的專業、能力完全無機會發揮，貢獻「幾近於零」，雖然因為是台灣同胞而沒有受到很大的政治衝擊，但眼看到的中國政治是赤裸裸的權力鬥爭，社會上無止境的批鬥生活，使他感到極度恐懼。起先還一直想說服自己留下來，但越來越覺得在這種制度下再也過不下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