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市場裏太多外國進入本地的唱片公司，無論是高管還是底下員工，在這裏就是推廣的人員，他們對音樂本身的理解太缺乏了。」張丹說。
其實，不同的公司有不同的模式，存在價值上難以簡單臧否。但張丹想要的，是一個能表達年輕人心態的讓同齡人產生共鳴的創作型歌手，「假裝是十六歲的心態去寫歌，讓十六歲的人唱，那是設計出來的」。
在鄧紫棋至今出版的四張專輯中，絕大部分歌曲是她自己創作，她寫了超過一百首歌，那首她比賽時唱的英文版《睡公主》，也改作了中文版。公司的音樂監製Lupo本身有很多音樂創作，但這些作品不會讓鄧紫棋唱，偶爾的情況下，會和她合寫一曲。「我們最希望的是，她自己寫給自己。」張丹說。
「我的環境允許我可以純粹地做音樂，省下很多時間跟精神。這樣的成長環境是很乾淨、很自由的。」鄧紫棋對亞洲週刊說。蜂鳥音樂只有她一個藝人，而大型娛樂公司裏的藝人往往需要承擔拍電影、帶新人，以及公司之間的置換、合作式的工作。
潘瑞芳是《我是歌手》中全程跟隨鄧紫棋的編劇導演，在她看來，張丹與鄧紫棋基本做到了平等。選歌的想法不一致時，大家會彼此商量，張丹從不會強令按他的想法執行。
不僅在節目裏，這種寬鬆的關係貫穿了他們交集的始終。政治和緋聞，是多數偶像竭力避免觸碰的禁忌。但張丹在這些事項上採取了開放的態度。去年鄧紫棋入圍了台灣金曲獎，她當時的緋聞男友林宥嘉邀請她一起牽手走紅地毯。她把想法告訴了張丹。張丹第一反應是「不要」，但對鄧紫棋說：「你們之前被記者拍過，如果你們受得了，就這樣做吧。」
「他們其實還是很想讓別人知道吧。」張丹說。
從娛樂傳播的角度來看，對金曲獎上的牽手的默許，未必是一件壞事，對藝人形象未嘗不是加分。但另一樁事，卻置鄧紫棋於危險境地。
去年四月，鄧紫棋接受採訪時，為香港特首梁振英加油，引發了一輪網民的批判。「我覺得現在社會真的充滿怨氣。」她表示不想評判梁振英的每一個決定的好與不好，「這個角色實在很難做。我不想再對他施加壓力，想給他一份鼓勵」。
嚴格說來，鄧紫棋的這番話並無特別見地，用她自己的話說，不過是作為一個基督徒，「把愛和動力分享給別人」。但在香港現實矛盾重重的當下，涉及政治評價的話，即使是以往勇於表達態度的明星，也會頗為慎重——去年底劉德華接受某家內地雜誌採訪，就對港視牌照問題笑而不談。
訪問是張丹事後才知道的，公司內部並無對言論的控制。「我只是怕她對事情的理解不夠深入，講的時候立場搖擺。」他說。
【全文請詳見亞洲週刊第28卷1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