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有明天的臺灣服務業經濟？
對在臺灣投資營運的國內外金融服務業，其規範與調處情況亦莫非如此。金管會所掌控轄管的保險公司、證券交易商、顧問投資公司及商業銀行，一旦與相對客戶(委託人)發生爭議糾紛，也同樣優先否棄既已特許「規格化產品」條件型態，與「定型化契約」交易買賣情境規範內容與約束範圍，乃至風險利益權責分擔分配規則於不顧，一逕施予本位偏執的剛性行政裁量，或強制丟給悖乎商業契約精神與實務規範的仲裁機制，單方面嚴厲重罰「大而富」的金融服務業者。
不久幾年前的超刷信用卡「卡債卡奴風波」，及最近外匯投資(特別人民幣)與衍生性商品交易大額損失風暴，金管會竟全盤依從民粹主張與民意代表恫嚇施壓，一面倒濫情理盲地「保障弱勢權益」，同樣動員行政裁量權勢，以義和團式手段方法，不顧普世商業契約的自由合約精神與自律規範，硬性強要金融服務業廠商單方面吞下所有風險承擔與損失賠償，扛起法制以外「非義務責任的義務責任」。
逼逃了本土資本也逼退了外人外資再投入
如此顢頇的「以政治打死法制的軍閥手段」處置方式，當然嚴重破毀了臺灣金融服務業投資營商條件，也斷送產業企業可接軌國際的全球化競爭信譽與契機。
在2010年美國跨國銀行要求與臺灣巨型同業締結區域發展策略聯盟，準備利用「兩岸和平互動契機」，以臺灣作為前進中國金融服務業市場的主力關鍵跳板；可是，卻在不到一年時間，旋即宣布破局解約退出，其最根本原因，正是如此。
濫情政府與理盲社會民粹，全盤漠視甚至根本否定普世同遵商業契約精神與實務規範的結果，已然使得臺灣「可貿易的」服務業產業經濟部門(tradable services)，全面一體淪落於「祇有弱勢照護沒有市場發展機遇」的窘境，等同於完全封殺了臺灣服務業可貿易化可國際化發展的起碼機遇與可能性，使本資廠商活不下去，外人外資則紛紛遁逃，讓整個臺灣服務業產業經濟前景，根本沒有明天可言。
私有財產公司的全面「社會化」危機
對民間私有財產權經營管理的內部化商業契約關係與規範之純粹私經濟領域，涉及民間機構組織內部的統理機制(governance)與治理機制(administration)事務，自2000年之後在臺灣，亦同樣嚴重遭遇到類似「共產主義社會政府」的霸凌、干預、騷擾之強制介入，甚至動用「法制化」公權力威勢，強制要求「私有財產」必須高份額、高比率地「被社會化」釋出，強迫要將所有公開上市民間私有財的「持有、利用、營運與決策審議稽核」，都公開化成為社會共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