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悶經濟加劇L型長期化，全面喪失經濟振興復甦動能，讓國內外社會都看不到未來，才是當今最令人引以為憂的最大課題；臺灣的困頓艱難，從表象看，是因為投資空心化及外貿萎靡不振所肇致，但從事實本質看，則臺灣之否毀舉世同軌的商業契約，讓臺灣營商條件環境完全曝露在「政治霸凌法定」以及「濫情行政壓死理性制度」情境下「欺善排外」運作，國際社會當然回過頭來否毀臺灣。
普世規範在臺灣橫遭否定撕毀
自李扁鎖國政策二十多年以來，臺灣社會，卻正在變本加厲地，漸進主觀地撕毀或根本破壞既往三五百年普遍共守施行於全世界各個經濟社會角落，所有涉及往來交易、移轉更換、除舊創新的「自由契約理則與規範」；特別是，政府部會行政機關的大規模否毀「商業契約」，幾乎到了全面斷裂既有與國際商業運作基本契約精神與實務規範的連通互動關係地步，直讓臺灣急速遽轉成為惡劣脫軌國際基本商務法則的魯莽義和團國家。
臺灣這種否毀商業契約的惡名，尤其在柯P痛打「五大弊案」及金管會全面行政手段重懲金融服務業之後，更加一夕爆紅於國際社會；臺灣理盲社會民粹及濫情政府行政機關的迭迭否毀商業契約，立即引致的絕對負向效應就是，嚴重阻卻了臺灣吸引投資與發展貿易往來機遇，讓臺灣經濟社會持續放緩頹退與沉淪惡化，就在昭昭污名渲染之下，當然益發遭到世界經濟社會予以優先邊陲化。
這其實才正是當前最值得蔡英文新政府治國團隊，必須慎審前瞻以對的一個極重大國家政務課題。
BOT在臺灣 徹底被葬送
回顧1960年代到1980年代，之所以能夠促成臺灣國際化發展、國際貿易投資成就，以至能夠有利參與全球化競爭，並能夠快速創造出舉世醒目的「臺灣奇蹟」，所依憑的，無非就是臺灣之能夠確實循守「普世同尊的商業契約精神」以及「普世有效協同運作的商業契約實務規範」的結果。
可是，這種情境態勢，在邁進全球化知識經濟社會時代，也就是2000年以後，因為政府公共部門極化了公權利行使威勢，特別是浮濫擴張公權力的行使界限，不但欺凌了甚或摧毀了商業契約精神與實務規範，也嚴重惡劣地直接將政府黑手（dirty hands）逕直粉碎破裂了公私部門界限，超級剛性地干預，甚至於根本撕毀民間部門的「商業契約精神與實務規範的信守原則」，同時爆發式極化左傾思維與手段的激越社會民粹，藉勢藉端發動起種種暴民式或極端義和團式抗爭策略，逼使行政部門的伏威迎合，順勢否定甚至於根本毀棄任何純民間形態商業契約。
外人外資對臺灣徹底死心
如此一來，則所有必須適用至少「能夠維持35年甚至50年、75年不變（或不必變、不可變）」才行的BOT案件，其依照國際間明訂規範及實務操作潛規則，所訂定的高度系統化、制度化，以致有關權利義務的相互條規約束與規範，非有「不可抗拒」之客觀情勢鉅變發生，否則其原始合約條款事項之落實執行，都必須公私兩造雙方，共同維繫其「永續到結案為止」不變更、不擅加修改。
可是在臺灣，先是有了交通部的臺灣高鐵BOT及高速公路遠通ETC案，旋有財政部與臺北市政府的臺北101大樓案，接續出現政府單方面主張的中間修改、變更與增補追加事後條款的「過度行政干預/干擾」問題；最近，則有震撼全球經濟社會的臺北市柯P的五大BOT弊案，把主政當局「仇富反商」的意識型態，充分惡意映現，也把臺灣行政公權力霸凌民間事務的惡行惡狀顯露無遺。
尤其是柯P之絕對惡質蓄意打擊遠雄大巨蛋BOT案的「仇商恨商反商情結」，更堪稱是根本否定並完全蔑視BOT商業契約精神與規範的絕對「負面經典之作」。其結果，當然肇致迄今臺北市新推委外及BOT案迄無一件得以成案發包。
變本加厲框死服務業國際接軌
更加掐死了臺灣經濟國際化全球化發展命脈的，是發生在下一階段國家發展主力角色的「服務業經濟部門」，舉凡所涉及與社會各階層消費者(包括機構消費者與一般大眾消費者群)界面關係的任何「商業契約」，竟都在2000年後，賡續橫遭政府黑手公然嚴厲施加行政干預、破毀、扭曲、變型的「迫害」。
今天在臺灣可國際貿易化的服務業部門，最大最重要也最有國際市場能見度的，一是工商專業服務業，特別是科技專業服務業、顧問工程服務業、及營建工程服務業，另一則是包括證券、債券、外匯交易、銀行服務、保險服務、不動產服務投資顧問服務等的金融財富資產服務業。
前者遭遇的困難與挑戰，幾乎與政府採購法下的BOT案完全相同命運，後者，卻讓臺灣可貿易服務產業發展，既走不出去國際化不了，且又加倍嚴重地嚇壞了外人外資，繼續前來臺灣投資營運專業服務業的意願與可能性。
主要是因為事涉象徵經濟金融財富資產服務業營運的規制管控，政府部門長期以來都固執採行「自我民族中心保護主義思維」及「一切弱勢至上保護主義原則」，以高強度行政干預及超高調程序正義條規之「嚴控嚴管」，侍候服務業投資營運。
祇見弱勢不見市場的金融服務管制
事實上，針對其與家戶經濟或個體個人互動介面的服務業管理，長久以來各主管機關早就採取服務產品類型、內容項目、管道通路須事先特許核可制，並且制定各種各類買賣交易移轉的「定型化契約」，剛性規範限縮了普世商業契約在臺灣的實務運作空間，既斲喪了商業契約的自由開放本性，斷送了服務交易(貿易)合意條件的彼此尊重，也扼殺了兩造或多造之間彼此諒解與履行權利義務關係。
在臺灣針對典型的不動產及財富管理投資貿易事項，早有消費者保護委員會、公平會，乃至內政部等「相關機關」，凡面對爭議或抗爭事件，根本不問既訂核可的「定型化契約」落實狀況，亦不依法應由司法機關終極定奪，卻動輒逕以機關本身偏執的自我行政裁量，或強制指派交由一味祇顧「社會公平正義」的仲裁單位調處，以「打倒財團、富商，保護弱勢」結案，讓依法營運業者含冤吞下。
哪有明天的臺灣服務業經濟？
對在臺灣投資營運的國內外金融服務業，其規範與調處情況亦莫非如此。金管會所掌控轄管的保險公司、證券交易商、顧問投資公司及商業銀行，一旦與相對客戶(委託人)發生爭議糾紛，也同樣優先否棄既已特許「規格化產品」條件型態，與「定型化契約」交易買賣情境規範內容與約束範圍，乃至風險利益權責分擔分配規則於不顧，一逕施予本位偏執的剛性行政裁量，或強制丟給悖乎商業契約精神與實務規範的仲裁機制，單方面嚴厲重罰「大而富」的金融服務業者。
不久幾年前的超刷信用卡「卡債卡奴風波」，及最近外匯投資(特別人民幣)與衍生性商品交易大額損失風暴，金管會竟全盤依從民粹主張與民意代表恫嚇施壓，一面倒濫情理盲地「保障弱勢權益」，同樣動員行政裁量權勢，以義和團式手段方法，不顧普世商業契約的自由合約精神與自律規範，硬性強要金融服務業廠商單方面吞下所有風險承擔與損失賠償，扛起法制以外「非義務責任的義務責任」。
逼逃了本土資本也逼退了外人外資再投入
如此顢頇的「以政治打死法制的軍閥手段」處置方式，當然嚴重破毀了臺灣金融服務業投資營商條件，也斷送產業企業可接軌國際的全球化競爭信譽與契機。
在2010年美國跨國銀行要求與臺灣巨型同業締結區域發展策略聯盟，準備利用「兩岸和平互動契機」，以臺灣作為前進中國金融服務業市場的主力關鍵跳板；可是，卻在不到一年時間，旋即宣布破局解約退出，其最根本原因，正是如此。
濫情政府與理盲社會民粹，全盤漠視甚至根本否定普世同遵商業契約精神與實務規範的結果，已然使得臺灣「可貿易的」服務業產業經濟部門(tradable services)，全面一體淪落於「祇有弱勢照護沒有市場發展機遇」的窘境，等同於完全封殺了臺灣服務業可貿易化可國際化發展的起碼機遇與可能性，使本資廠商活不下去，外人外資則紛紛遁逃，讓整個臺灣服務業產業經濟前景，根本沒有明天可言。
私有財產公司的全面「社會化」危機
對民間私有財產權經營管理的內部化商業契約關係與規範之純粹私經濟領域，涉及民間機構組織內部的統理機制(governance)與治理機制(administration)事務，自2000年之後在臺灣，亦同樣嚴重遭遇到類似「共產主義社會政府」的霸凌、干預、騷擾之強制介入，甚至動用「法制化」公權力威勢，強制要求「私有財產」必須高份額、高比率地「被社會化」釋出，強迫要將所有公開上市民間私有財的「持有、利用、營運與決策審議稽核」，都公開化成為社會共產。
從獨立董事、勞工董事、公益董事、婦女董事的剛性建制，以及新近華航罷工事件的處置，可以顯見，在臺灣這種強制人民私有財產必須無條件完全「社會化」的行政規制干預，究竟已經達到如何之程度。
這種具有「臺灣特色」，強制人民私有財產必須無條件完全「社會化」的作法，主要是透過行政院公平會及金管會對於公司企業經理營運事項的絕對剛性干預，以及出自經濟部、勞動部、甚至行政院，對於公司企業資本所有權、代表權結構、經理權信託委任權責關係等，所進行的絕對剛性干預，尤其是對於主理私有財產權決策的公司統理（corporate governance）機制，以及代理主理人為公司主體常態運作與執行的公司治理/經理（corporate administration）機制，所採取的高強度粗魯橫暴介入干涉其人事、財務與策略事務之狀況，特別令人髮指不已。
埋下臺灣經濟倒退落伍禍種
這些種種切切，都是臺灣對普世商業契約精神與實務規範的直接輕蔑與否定。
也無一不會因此埋下臺灣悶經濟長期化、脫軌國際市場規則、強至逼近臺灣經既往後倒退到閉關自守農業社會落伍經濟時代的悲劇禍種。
從國家憲政關點看，如此機構性體制化作法，無非是要把國家社會私部門經濟，都悉數予以變幻成為公經濟屬性，等同是將原本自由開放市場經濟將近70年的臺灣經濟，在極短時間之內，轉化成為類似北韓的純粹共產主義社會國家。
這種將臺灣奇蹟經濟強硬「北韓化」而非「南韓化」作法，的確令人悚然心驚。
＊作者為財團法人環球經濟社社長兼公共政策研究所所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