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管會成立的各種專案小組，大都是救火隊性質，解決急迫面臨的問題。尹副主委了解生管會是臨時性組織，解決面臨的短期問題。但他考慮到台灣未來長期發展，率先做好奠基工作，於是他研究結果，優先發展電力、肥料及紡織工業。因電力是所有工業發展之動力，同時也是人民生活改善所必需。而肥料與紡織有關民食與民衣，皆是人民生活所必需，且需大量進口供應，是每年消耗外匯最大者（肥料及紡織品進口約占總進口額近30％）。即使原廠全部修復，也不能滿足需要，必須擴建及增建新廠，以替代進口，並為未來長期發展作準備。
1. 優先發展電力
台電在修復原有設施同時，進行兩大新工程，一是完成烏來發電所，該發電所在日據時代即有規劃，但因戰爭敗退未能進行。當時台電研究即使所有原有發電所修復完成，也不能供應電力不斷增加的需要，於是規劃建設烏來發電所，估計進口發電機及有關設施需一百萬美元及新臺幣三百萬元，在當時是很大的金額，台電無法自籌，就報到生管會電力小組研究討論，結論建議即刻進行，並函請臺灣銀行支援貸給台電，烏來發電所於1950年建設完成供電。
當年台電規劃，除完成烏來發電所外，還規劃興建立霧及天輪兩水力發電所，因需資金龐大，經生管會電力小組研究討論後，因資金難籌，暫時擱置，待籌到資金再進行。
1950年底美援恢復，生管會即商請美援當局大力支持，獲得美方同意後，台電即刻積極進行，至1953年生管會結束時，台電發電裝置容量已達36.3萬瓩，超過日據時代最高發電設備。
另一是完成橫貫中央山脈的東西聯絡輸電網建設，當時台灣東西兩部分電力各自獨立，但西部電力不足，而東部過剩。在孫運璿極力促成下，台電工程師及工人在森林蔽天，杳無人煙的深山裡，連路都沒有，要設置電桿架設電纜，甚至在3200公尺的高山上，也架設了輸電鐵塔。這些鐵塔及電纜都是用人工揹扛上山，其艱苦情況可想而知，終於完成東西兩電力系統合而為一，成為一完整的電力供應網，充分供應全台電力的需要。因而使台灣的電力普及率，於1960年代達到99.7％，超越日本及韓國。
1953年，生管會結束，另成立經濟安定委員會（簡稱經安會），下設工業委員會，尹先生就任經安會委員兼工業委員會召集人，他運用美援大力支援電力建設。至1965年美援停止時，台電公司發電裝置容量增至118.6萬瓩，是光復初期的23倍。
2. 優先發展肥料工業
台灣由於農田貧瘠，需要大量肥料補充養分，而日據時期日本採取「農業台灣、工業日本」政策，台灣肥料生產甚少，幾全賴自日本進口供應。光復後雖積極修護原有肥料廠，但所產肥料遠不足需要，需大量進口，消耗鉅額外匯。1950年進口肥料所耗外匯達一千九百多萬美元，高占當年進口總額的15.5％，此在當時外匯極度短缺下，實屬極沉重的負擔。
因此，除積極修復台灣肥料公司，及高雄硫酸錏公司原有遭破壞的設備外，將台灣肥料公司新竹廠（即現在的第五廠），原為日據時期尚未完工的電石廠，將其調整改為生產氰氮化鈣肥料廠，但需資金250萬美元，進口機器設備及廠房等建設需要，相當於100萬美元的新臺幣，在當時是極大的金額，在生管會支持下籌得，而能在1950年以18個月內建廠完成。同時將花蓮鋁廠調整改為生產硫酸錏廠。此外，花蓮及基隆兩肥料廠，在美援支持下陸續完成。至1953年生管會結束時，肥料生產16.3萬噸，是日據時期最高產量的4倍。1953年，尹先生就任新成立的工業委員會召集人，在他支持下，利用美援大力支持肥料工業建設，在1965年美援結束時，肥料生產已超過100萬公噸，充分供應國內需要，促進農業快速增產。1953至65年的13年間，台灣農業生產平均每年增加5.1％，較全球農業生產每年增加2.5％高出一倍以上。
3. 優先發展紡織工業
台灣在日據時期紡織工業除製作麻袋，以裝米、糖之用外，紡紗、織布工業全無基礎，全賴日本供應。光復後加以人口大增，衣料需要更多；因此，1950年進口棉紗、棉布1750萬美元，占總進口的14.3％，僅次於肥料為進口外匯的第二高位。尹先生鑒於紡織品是民生必需，花了鉅額外匯還不能充分供應需要，致使紡織品價格大漲，影響一般物價的穩定，有從根本解決之必要。於是他在紡織小組中，提出「進口布，不如進口紗，進口紗，不如進口棉花」的主張。但在小組會議，遭到許多委員的質疑，認為台灣不產棉花，又不產羊毛，而且台灣市場有限，一旦紡織品生產過剩，又無外銷能力，台灣實不具備發展紡織工業的條件。
尹先生獨排眾議，他分析日本不產棉花與羊毛，而紡織工業發展非常成功，其紡織品不僅充分供應國內需要外，而且外銷全世界，日本能台灣為什麼不能？他繼續說，大陸撤退來台的好幾家紡織廠，擁有大批紡織機，政府只要稍加幫助，花費也不大，很快就能開工生產。加以1950年美援恢復，將其剩餘紗布援助我們，台灣要發展紡織工業，可請美方配合，改援助棉花，尤其在當時外匯極端缺乏的情勢下，以及失業率居高不下，尹先生堅持要優先發展紡織工業。在紡織小組會議中，經過熱烈的討論，最後大家同意尹先生的主張，將紡織工業列為優先發展的項目。
1950年尹先生奉命兼任中央信託局（簡稱中信局）局長，即責成中信局執行發展紡織工業的「代紡代織」政策。所謂「代紡代織」是由中信局以融通周轉資金方式進口棉花，後來美援棉花亦交中信局併同處理。中信局將棉花提供給紗廠紡紗，紡紗好後，將紗交回中信局，中信局付給紗廠紡紗工繳費；中信局再將棉紗交織布廠織布，織布好交回中信局，中信局付給織布廠工繳費，中信局則按成本將棉布交給政府統籌分配。
此種以棉控紗，以紗控布的政策，對紡織業而言，其所需的原料，周轉資金與銷路問題，全由政府負責解決，業者獲取工繳費，亦即政府保證其獲得合理利潤。另方面政府為防止外來紗布傾銷，實施進口管制，自1950年4月起嚴格限制紗布進口。
台灣紡織工業在政府高度獎勵與扶植措施下，迅速擴張，兩年間開工紗錠增加1.8倍，並奠定日後紡織工業進一步發展基礎。其後政府逐步撤除保護，1952年12月取消代織辦法，1953年7月取消代紡，同時取消進口管制，使紗布市場完全恢復常態。尹副主委這種作法限期扶植生產事業發展，完成任務後，即時撤除，讓市場機能恢復運作，完全符合保護理論作為；不像有些國家一旦保護後，即無法撤除，反而影響市場機能運作及資源有效合理分配，阻礙經濟進一步發展。
結果台灣紡織工業快速發展，不僅充分供應國內需要，紗布價格回跌，對穩定物價發揮很大作用，而且於1956年開始外銷，十年後的1966年紡織品出口金額超過砂糖出口金額，紡織品成為我國第一大出口品，一直維持到1988年被電子產品出口金額超過，維持了23年出口第一產品。
70年來紡織工業雖然一度被稱為夕陽工業，但紡織工業隨著技術的進步，不斷精進，加以台灣擁有化學纖維的優勢，創造了許多特殊功能產品。尤其台灣紡織工業上下游供應鏈非常完整，使得台灣今日在全球紡織品生產鏈上，仍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
當年尹副主委強力支持電力、肥料、紡織工業優先發展，所獲成果豐碩：（1）由於生產增加，部分產品能充分供應國內需要，不虞匱乏。（2）創造就業機會，減輕失業壓力。（3）節省外匯支出，擴大外銷，改善國際收支。（4）由於此三業的快速成長，促進農工業發展及原有工業的修復，至1952年底，整體經濟生產已恢復到日據時期最高水準，加以美援物資的援助，物資供應充裕，通貨膨脹逐漸緩和，至1953年生管會結束時，台北市零售物價指數較上一年僅上漲4.5％，徹底解決了光復初期的惡性通貨膨脹問題。
作者介紹：葉萬安
民國15年出生於南京市，祖籍浙江紹興。民國37年國立上海商學院銀行學系畢業，分別於53年及59年在國際貨幣基金（IMF）研究所及世界銀行經濟開發研究所（EDI）各研修六個月。
曾任台糖公司副組長、行政院經安會工業委員會專員、行政院美援會專門委員、經合會綜合計畫處處長、經設會經濟研究處處長、經建會副主任委員，於民國81年5月退休。
曾兼任行政院主計處國民所得統計評審委員會創始委員迄今58年、普查委員會委員41年；曾先後兼任東海大學、東吳大學、台灣大學副教授17年；曾擔任經濟日報主筆40年撰社論1,927篇，以及撰寫專論一百餘篇。
現兼任中華經濟研究院政策研究諮詢顧問，行政院主計處國民所得統計評審委員會及普查委員會委員。
本文經授權轉載自天下文化《台灣經濟奇蹟的奠基者 尹仲容》
責任編輯／郭家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