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韓國人認為自己遭到不當對待的時候，就會感到鬱卒。別人怎麼想、客觀狀況又是如何，這些都不重要。所以，在別人眼中一點也沒道理鬱卒的人，例如韓國歷史上第一個干預國政的崔順實，也可以大喊「我很冤枉」。
父權文化和教育程度較低的人，以及沒有人可以傾訴情緒的中年男性，並非韓國特有的群體，不過心火病卻成為韓國極具特色的文化精神病，原因就在於此。因為扎根於韓國人文化性格的情緒感受方式，影響了心火病的發生。
接著來看日本的文化依存症候群—對人恐懼症。這種精神疾病的獨特之處，在於「恐懼的方向」。人們在社會生活中經歷的恐懼，通常被歸類為社會恐懼症。這是指在個人行為受到眾人評判的情況下，對他人的目光和評判感到不安或恐懼的情緒。
但是日本的對人恐懼症不同，恐懼不是來自於他人，而是害怕自己可能會造成他人困擾的恐懼。舉例來說，對人恐懼症患者擔心自己的長相或體味可能會引起他人不適，不肯進入公共場所。所以，對人恐懼症又被稱為「擔憂冒犯他人型社會恐懼症（Social Anxiety with Concern for Offending Others）」。
根據跨文化心理學的研究，具有互依型自我（Interdependent Self）的人，也就是把自己視為團體中一員的人，較容易出現這種類型的對人恐懼症。某種程度來說，這是東方集體主義文化圈中常見的精神疾病。
即便如此，對人恐懼症之所以成為日本最具代表性的文化依存症候群，原因或許在於該精神疾病反映了日本文化影響日本人心理特徵的形塑吧。在日本文化中，能夠幫助我們理解這點的，正是「迷惑」文化。
日本人根深柢固認為不能造成他人的困擾，我們看日本街道乾淨、人們遵守秩序，就是因為這種「迷惑」思維。但是這種擾民的概念，在日本具有相當廣泛的意義。日本人似乎認為自己不能善盡社會賦予的角色，也是一種擾民的行為。
因為在日本，忠於自己的角色以及被賦予的任務，被視為是相當重要的價值。好比說大學畢業後還找不到工作、到了適婚年齡還沒結婚等，這種沒有符合社會期待的行為，就會和擾民、丟臉畫上等號。
當然，這種文化上的壓力在韓國或其他國家都存在。但是在韓國或其他國家，對人恐懼症並沒有顯現為文化上的特徵，我想原因或許在於接受這種情況的心理過程並不相同。
研究認為，日本人看待世界的方式並非以自己為行為的主體，也就是相對於他人的自我，而是把自己看作是被動接受外在一切事物的角色。這種特性使日本人忌諱直率的表達，日文當中的「沒辦法，只能這樣了（しょうがない）」的表達方式，也如實反映了這樣的特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