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國的髒話五花八門。從最具代表性的髒話來看，有帶「狗」字的類型，有帶「屌」「屄」等性器官的類型，也有源自過去刑罰的詞彙（例如오라질、젠장할、육시랄），還有跟染病（염병）、癲癇（지랄）、抓狂（미친）等生理／心理疾病相關的類型，以及帶有近親相姦等逆倫意義的詞彙（例如니미랄、제기랄、지기미），可謂琳瑯滿目。
除此之外，也有跟動物相關的、跟身體殘障或殘缺相關的，甚至有結合上述詞彙的，由此可知韓國擁有且使用者各式各樣的髒話。也許是因為這樣，韓國還出現了廣泛蒐羅髒話的髒話大辭典。
反之，日本幾乎沒有髒話。看日本動畫或電視劇，頂多只能聽見笨蛋（馬鹿，ばか）或傻瓜（阿呆，あほ）的髒話。馬鹿源於「馬鹿野狼」，由漢字的馬字和鹿字結合而成。馬和鹿是髒話，很可愛吧？
日文單字「畜生」的意思相當於「野獸」，卻經常被翻譯為更難聽的韓文「不得好死」。在韓文裡，「野獸」不過是情侶之間偶爾使用的表達方式而已（「親愛的，你這個小野獸～」）。然而「不得好死（젠장）」源於亂杖之刑，是「應受亂杖打死（제기 난장 맞을）」的縮寫。亂杖是隨意拷打犯人的刑罰，不管犯人會不會被打死。換言之，不得好死的意思是「讓你被亂杖打死」，如此嚴重的意思和野獸有極大的差異。
日本動畫片中經常聽見的傻瓜（阿呆，あほ），也只不過是笨蛋、傻子的程度。當然，日文中還有比這更多的髒話，例如「○○的傢伙」這種輕視對方的類型就不少，然而再難聽也只是「滾開」「吃大便」乃至於「去死」的程度而已，像韓國那樣具體表示「要用什麼方法搞死你」的髒話，可以說幾乎沒有。
不過畢竟我是韓國人，無論如何都會對韓國的髒話了解更深，而且外語也不夠好，沒辦法聽懂外語當中五花八門的髒話。但是至少拿韓國和日本相比，韓國的髒話更多，也更琳瑯滿目。
為什麼韓國的髒話更發達，而日本人不太罵人呢？
似乎有些人認為韓國人常說髒話，所以是壞人；日本人不說髒話，所以是好人。是的，沒錯。放在國小學童的情況來看，非常正確。和朋友要和睦相處，不說髒話，才是好孩子。
但是，文化不能用「好」和「壞」來論斷。因為文化是特定群體的人們為了適應大自然的環境，經過長時間所創造出來的，具有維繫和延續社會的功能。
究竟髒話的功能是什麼？髒話表面上帶有攻擊對方的意涵。從字面上來看，髒話的內容大多是對對方的輕視和嘲弄、詛咒和威脅。但是髒話字面上的意義，卻幾乎沒有實際成真。如果我們說出的髒話全都可能實現，這個世界將會充滿令人髮指的反社會犯罪。當然，韓國並沒有大量出現這類犯罪。所以髒話的實質功能應該另當別論。
髒話的實質功能其實就是宣洩負面情緒。說髒話的時候，通常是因為感到挫折或失落而氣憤難當。其中也包含了對對方的失望、背叛與厭惡。這類負面情緒對心理健康危害甚鉅。如果挫折和失落能盡快消失，對方也懂得立刻道歉，那當然是最好的，然而人際問題不可能每次都和平解決。
這種時候，如果將憤怒和委屈的心情強壓下來，會發生什麼事呢？韓國把那種情況稱為「心火病」。心火病是當事人無法宣洩憤怒，又沒有人可以傾訴的時候，內心產生的疾病。髒話有助於排泄這種負面情緒。
生氣的時候，到沒有人的地方盡情痛罵一頓，不會覺得通體舒暢嗎？不是有句話說「在沒人的地方，連國王都敢罵」嗎？在韓國，透過髒話可以宣洩平時累積的負面情緒。
第二個功能是讓罵髒話的人看起來更堅強、更具有殺傷力，可以說是一種自我炫耀的功能。這也是在兒童與成人的過渡期中建立自我主體性的青少年，某段時間經常說髒話的原因。他／她們故意出口成髒，免得其他人瞧不起自己。
當然，上了年紀還滿口髒話的人，在韓國也不會有好的名聲。這些人大多是缺乏情緒調節能力，或是想透過髒話來避免暴露自己軟弱的一面。
在韓國文化中，還有另一種使用髒話的脈絡。在較為親密的關係中，反到經常使用髒話。特別是從小一起長大的青梅竹馬，他們的對話幾乎都是髒話。要是因為這樣，就以為他們彼此是仇人，想要攻擊對方，那就大錯特錯了。
換言之，在韓國文化中，髒話也是親密關係的象徵。雖然最近很少看到，不過以前市場上常有當街飆罵的老奶奶，做生意的時候經常問候顧客的祖先。一些人會故意去這些老奶奶的店鋪消費，他們期待的是髒話背後老奶奶溫暖的情意。
髒話不只是字面上的意思，它呈現了對話雙方之間關係的深淺與親密度。總結來說，在韓國文化中，髒話是人們表現自我的方式，也是人際溝通的方法。那麼不太說髒話的日本人，又是如何排解負面情緒的呢？
韓國人的心火病VS.日本人的對人恐懼症
DSM（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是心理學中使用的精神疾病診斷及統計手冊。自一九五二年第一版問世後，目前已經使用至第五版。一九九四年修訂的DSM—4新增了「文化依存症候群（Culture-bound Syndrome）」的分類，反映了當時心理學界對文化的高度關注。
該分類介紹了在特定文化中才可能發生的二十五個精神疾病，例如主要發生在馬來西亞、印尼等東南亞文化圈中的衝動暴力行為Amok；出現在中國南部和東南亞地區，男性認為生殖器縮入體內會致死的嚴重恐慌Koro等。
在該分類中，也包含了韓國的「心火病（Hwa Byung）」和日本人的「對人恐懼症（Taijin Kyofusho）」。在這篇文章中，我將介紹韓國和日本的文化依存症候群和兩國的文化心理。
心火病是韓國固有的精神疾病，早在《朝鮮王朝實錄》已有相關紀錄。例如思悼世子、惠慶宮洪氏、肅宗、明成皇后等人，就曾受心火病（火症）之苦。精神醫學將心火病定義為慢性心因性疾病，是壓抑受到衝擊後產生的憤怒或鬱悶導致的結果。心火病和誘發消化不良、頭痛等症狀的一般精神疾病不同，它會伴隨各種身體症狀出現，例如煩悶、燥熱、喉嚨胸口的鬱結等。
心火病的原因據推測為「壓抑憤怒」。在與心火病患者的訪談中，多數人都經歷過委屈的事情，卻沒能好好宣洩這樣的憤怒。心火病患者常抱怨胸口有壓迫感，這就是沒有宣洩出來的怒火。
所以，如果說心火病是韓國的文化精神病，那麼心火病之所以出現，或許可以歸因於韓國必須壓抑憤怒等情感表達的文化相對性。在韓國等集體主義文化中，通常有克制負面情緒表達的規範。原因是不看時機、不看場合的發怒，可能會破壞團體和諧。這和個人主義文化鼓勵表達個人情緒的現象形成鮮明對比。
但是有一點相當奇怪。中國和日本也被歸類為集體主義文化，為什麼中國或日本沒有心火病之類的症狀？難道是韓國文化對情感表達的壓抑，比其他國家更強烈嗎？還是韓國人遇到更多委屈和憤怒的事情？這正是我們需要更深入理解文化的原因。
首先，我們必須了解心火病形成的原因，也就是「鬱卒」。鬱卒是相當具有韓國特色的情緒。鬱卒通常被翻譯為depression，不過鬱卒和憂鬱（depression）是完全不同的情緒。鬱卒不像憂鬱那樣低落和消沉，而是混雜憤怒和鬱悶，是較為活躍的情緒。
文化心理學將鬱卒的原因歸咎於個人所經歷的不平等待遇（unfairness）。當韓國人認為自己吃虧或遭到不當的損失時，就會出現「鬱卒」的情緒。而且這種不合理的情況得不到解決時，鬱卒的情緒將會更加強烈。
換言之，鬱卒是對不合理情況的覺知，加上情況未獲得改善時的鬱悶和憤怒的綜合情緒。當這種憤怒無法向外宣洩，鬱卒和鬱悶的情況得不到改善時，就會導致心火病。
在過去父權文化下，難以表達個人意見或情緒的家庭婦女；教育程度較低，無法說明清楚個人狀態的底層人，以及社會地位較低，無處傾訴個人情緒的中年男性，這些人經常有心火病的症狀，原因就在於此。
最後，導致心火病產生的鬱卒，本質上是非常「主觀」的情緒。主觀性可以說是定義韓國人心理素質的重要特徵。
當韓國人認為自己遭到不當對待的時候，就會感到鬱卒。別人怎麼想、客觀狀況又是如何，這些都不重要。所以，在別人眼中一點也沒道理鬱卒的人，例如韓國歷史上第一個干預國政的崔順實，也可以大喊「我很冤枉」。
父權文化和教育程度較低的人，以及沒有人可以傾訴情緒的中年男性，並非韓國特有的群體，不過心火病卻成為韓國極具特色的文化精神病，原因就在於此。因為扎根於韓國人文化性格的情緒感受方式，影響了心火病的發生。
接著來看日本的文化依存症候群—對人恐懼症。這種精神疾病的獨特之處，在於「恐懼的方向」。人們在社會生活中經歷的恐懼，通常被歸類為社會恐懼症。這是指在個人行為受到眾人評判的情況下，對他人的目光和評判感到不安或恐懼的情緒。
但是日本的對人恐懼症不同，恐懼不是來自於他人，而是害怕自己可能會造成他人困擾的恐懼。舉例來說，對人恐懼症患者擔心自己的長相或體味可能會引起他人不適，不肯進入公共場所。所以，對人恐懼症又被稱為「擔憂冒犯他人型社會恐懼症（Social Anxiety with Concern for Offending Others）」。
根據跨文化心理學的研究，具有互依型自我（Interdependent Self）的人，也就是把自己視為團體中一員的人，較容易出現這種類型的對人恐懼症。某種程度來說，這是東方集體主義文化圈中常見的精神疾病。
即便如此，對人恐懼症之所以成為日本最具代表性的文化依存症候群，原因或許在於該精神疾病反映了日本文化影響日本人心理特徵的形塑吧。在日本文化中，能夠幫助我們理解這點的，正是「迷惑」文化。
日本人根深柢固認為不能造成他人的困擾，我們看日本街道乾淨、人們遵守秩序，就是因為這種「迷惑」思維。但是這種擾民的概念，在日本具有相當廣泛的意義。日本人似乎認為自己不能善盡社會賦予的角色，也是一種擾民的行為。
因為在日本，忠於自己的角色以及被賦予的任務，被視為是相當重要的價值。好比說大學畢業後還找不到工作、到了適婚年齡還沒結婚等，這種沒有符合社會期待的行為，就會和擾民、丟臉畫上等號。
當然，這種文化上的壓力在韓國或其他國家都存在。但是在韓國或其他國家，對人恐懼症並沒有顯現為文化上的特徵，我想原因或許在於接受這種情況的心理過程並不相同。
研究認為，日本人看待世界的方式並非以自己為行為的主體，也就是相對於他人的自我，而是把自己看作是被動接受外在一切事物的角色。這種特性使日本人忌諱直率的表達，日文當中的「沒辦法，只能這樣了（しょうがない）」的表達方式，也如實反映了這樣的特性。
因此，這種規定個人行為的社會規範和他人的目光等，便是理解日本人心理經驗的重要標準。換言之，當自己的行為無法滿足社會的標準時，日本人就會感到極度的不安。
尤其認為自己的存在造成他人困擾的人，總是極力抗拒與他人面對面的情況。這種不肯離開家門一步，只窩居在自己房間內的人，在日本被稱為「繭居族（引き籠もり）」。繭居族會成為日本重要的社會現象，原因就在於此。
作者簡介｜韓民
韓國最在地的文化心理學家，在嚴苛的生態條件下，追求民族的延續與棲息地的擴張。他將文化視為剖析社會現象的新方法，主張韓國人的心智理論必須由韓國人建構。認為人們努力認識日本的同時，也應該努力去認識韓國和韓國人，這兩國雖然都被歸類為集體主義文化，卻存在著顯著的差異，因此至今致力於從文化心理學的觀點研究韓日兩國。
畢業於高麗大學心理學系，並於該校獲得心理學碩士、博士學位。曾於美國克拉克大學瓦西納（Jaan Valsiner）教授研究室從事博士後研究，十餘年來於高麗大學、忠北大學、淑明女子大學、又松大學等校教授心理學與文化心理學。目前任職於高麗大學世宗校區通識教育院。
本文經授權轉載自大田出版《越線的韓國人，劃線的日本人：用心理學觀點剖析韓日兩國》（原標題：〈出口成髒的韓國人VS.彬彬有禮的日本人〉、〈韓國人的心火病VS.日本人的對人恐懼症〉）
責任編輯／林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