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來我要為五月十六號在台南台灣文學館舉行的一場演講寫一份講綱，題目是〈李白同誰將進酒〉，可是這幾天東鄰失火，順便用這場火說說年輕人李白和已經一百多歲、不算年輕的盛唐之事───酒杯還不要急著舉起來。
一群憂心忡忡的教授先生們真個是不畏強禦，發難得罪了幾乎一整個世代的年輕人。他們指控年輕人文化水平低落，不讀聖賢書；大約也因之而忽興「噫！天喪予，天喪予！」之歎。只不過當年的孔老夫子歎的是新死的顏回，而今之教授先生們歎的則是將亡的文化。孔子讓我們體會到他疼惜弟子的情感，而今之教授先生們則讓我們揣摩著「朽木不可雕也」、「糞土之牆不可杇也」的憤慨。
年輕人以網上熱烈的「發言行動」回擊了！───「發言行動」不只是一個贅詞，也是一個矛盾語，但是真實無比地具現了年輕人「以發言為行動」的意志。他們的聲音很大，教授先生們所有關於文化認同、傳統繼承、教養存續的焦慮與關切完全被反挫而淹沒，他們被貼上黨國機器或政治芻狗的標籤看來很難洗刷，誰叫他們設定了一個廣大不知其際涯、而複雜不明其端緒的假想敵呢？
年輕人真可以說：「『年輕人』是你們可以隨手指點、隨意羅織的嗎？」「文化是甚麼文化？」「低落又是怎麼個低落？」甚至說：「文化低落之控果若屬實，那小爺我還真就不要你們那一套文化了。」
近世以來，關於文化之「類以群分」的大論戰多矣，每一論，必直指文化者何，大部隊在基本字詞用意上刀槍劍戟，天昏地暗，人困馬乏之後，才發現：都是把問題說大了的緣故。雖然，若不藉助於迂闊而托大的命題，似乎也不足以吸睛招魂；可是大話說多，到最後似乎都是不了了之。
殊不知：說高了，文化是生活的總體記憶與反省；無所不是，無所不在也。說低了，舉凡是生活裡反射出來的一切思維、感性形式，乃至於舉止，也都是文化。發起「年輕人文化水平低落」之控的教授先生們懷抱著某種單維的標準，以為非聖賢書不足以博文約禮，一竿子不但打翻了他們認為不會游水的人，也打翻了泳技不如他們的人，既屬落水之人，索性翻船一快。教授先生們熱愛中華文化，卻恰是代表了中華文化裡特別惹人生厭的一種嘴臉，甚麼嘴臉呢？就是「我可沒有年輕過」的嘴臉。
我還年輕的時候，和李壽全合作過一首電影主題曲，歌名原先叫〈模糊的未來〉。當時新聞局以為國家的前途一片光明，未來豈能模糊？遂勒令唱片公司改名，那首歌就在這樣的情勢之下，被迫更名為〈未來的未來〉───簡直就是一句廢話。而在當時，這一群教授先生裡的某一位（已經是知名的教授和文壇前輩），居然還在報端發表鴻文，強辭指責這首歌反映出「年輕人」沒有中心思想、不能積極掌握自己的前途，如今想來，也就是附和著國家機器的主旋律，向年輕人訓話的調子。若在政治形勢更嚴峻的五十、六十年代，這又何異於就是協助當局、揪出灰色思想份子的那麼一個意思呢？
不久之後，旅居美國的小說家劉大任寫過一篇文章替〈模糊的未來〉申冤，其字句詳細，我已不能記憶，大旨則是反駁那位教授先生：在一個開放的社會裡，看不見未來、或者是未來一片模糊，也終須要從社會的現實面討問的。這種討問之聲不可被壓抑，而這才只是民主社會之初步而已。
未料時隔多年，教授先生們還在這初步之上趔趄。
我已混到了與劉大任和那位教授先生彼時相當的年紀，再也不是年輕人，但是我總記得、老記得自己年輕過（這是很傷心的事，我知道），然而歲月的磨洗讓我明白：那些曾經正確了幾千年的大道理，常常會被幾個人在一時之間說錯了。如果這樣的人果然身居高位，以為整一世代之人的前途、未來、傳統、文化、甚至生活和閱讀就應該綑綁在某一條固定的繩索之內，否則便人倫淪喪、天道崩頹，這焦慮一旦擴大而轉為惶懼，反而會讓他們所欲鞏固的價值見棄於異己───而那些他們指為異己的人，也許本來很有機會是他們的弟子或友朋。這就不得不說到「開放社會」一詞。
「開放的社會」說來只是一個空洞高懸、難以界定、不著邊際的名詞，但是且讓我們把一部份的理想形諸於此。姑且這麼說：大唐向異國開放門戶，努力讓中亞、南洋、東海以外的殊方之人先後移居中原，帶來了不只是新的物資、匠藝、器具、音樂、美術，也帶來了新的生活觀───特別是貿易，以及由生意交流而體現的、兼容並蓄的價值觀。
商事的活躍對於以商人之子出身的李白有著巨大的影響，而我們的眼光不該只看到一個偉大的文學家和他的文字成就而已，還應須看見孕育、包容這種異類人物的社會───特別是我前文提及的教授先生們。「開放的社會」不是一個現當代西方文明的獨特產物，也不是歐美國家依其所宣稱的普世價值而建立、為依歸的。但凡是在文明發展上坐實其寬容異端之精神者，都或多或少在這個文化體中埋下了儘管很微小的、「開放」的種籽。
這幾年我寫盛唐，幾乎無時無刻不在心裡辯證著這個所謂的大帝國、大時代究竟有甚麼大處？領土、戰利、人口、物產、資源，學者都可以在中國歷史上找到反證，指陳大唐之大，也不盡然。可是，若論及文化的融合與互通，盛唐確實是一個難得迄及的例子。
五月十六號我在台灣文學館的演講〈李白同誰將進酒〉會以一首詩為例，說明一個年輕人如何透過極端非主流的立論，對於儒家傳統政治之本源，給予了鋒銳的一擊。這首詩的題目是〈遠別離〉。
雖然有人以為：這首詩作於天寶五年，李白已經四十五歲了，他在世上也只剩下十七年的光陰，不能再說他還是個年輕人了。不過，從整個歷史長河的幅員對照一下李白蜉蝣也似的一生，他在詩中所借喻的故事，出自一個「非常年輕的觀點」；卻撼動了幾千年來儒家文化的聖賢（堯、舜），與他們的事蹟和所展示的價值。原文先貼在這裡。
遠別離
遠別離，古有皇英之二女，乃在洞庭之南，瀟湘之浦。海水直下萬里深，誰人不言此離苦？日慘慘兮雲冥冥，猩猩啼煙兮鬼嘯雨。我縱言之將何補？皇穹竊恐不照余之忠誠，雷憑憑兮欲吼怒。堯舜當之亦禪禹。君失臣兮龍為魚，權歸臣兮鼠變虎。或云：堯幽囚，舜野死。九疑聯綿皆相似，重瞳孤墳竟何是？帝子泣兮綠雲間，隨風波兮去無還。慟哭兮遠望，見蒼梧之深山。蒼梧山崩湘水絕，竹上之淚乃可滅。
有人以為這首詩的創作動機是針對李林甫、楊國忠擅權，乃以古題諷時政，故事則是唐玄宗天寶五載，李林甫試圖阻止太子李亨繼位，屠殺了太子妃的兄長韋堅等多人，坐貶者亦有數十人之眾。株連而死的李邕、裴敦復都是李白的朋友，另有崔成甫竄逐湘陰，死於沅、湘。
這個沅、湘之地，正是古傳說中堯女舜妻的葬身之地。但是李白藉古諷今的「中心思想」並不只是替朋友申冤而已，他更透過詩歌洞穿了禪讓政治虛假的面目，直指其殘酷的本質───此一儒家文化拱衛千年的核心價值───而留下驚世的華采。
這不只是一篇詩歌，也是李白在歷史上留下的精神典範，他的確也曾汲汲於功名，的確也曾侘傺於失志，但是他從根柢上是個寬容的人，不自棄於主流的士大夫社會一而再、再而三、再三再四放逐他的現實。可是他的詩歌卻在極細微處徹底令人儆醒：那些定於一的文化理想是可以被街談巷議、稗官野史輕而易舉就戳破的。
回頭來說近事：年輕人要有年輕的想法去對抗、去征戰、甚至去掠奪那些打翻你入水的老人家，只不過，落水之後打翻船並不是途徑，你得奪回領航的權力，證明你在這文化的脈絡上並不低落，至於只能反唇譴責手持竿子的人跟賣竿子的人勾串牟利，就「其器小哉」了！
＊作者為知名作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