認知科學家波羅荻斯基（Lera Boroditsky）決定對此觀點進行實驗。在波姆浦洛（Pormpuraaw）這個位於澳洲北部的偏僻聚落，當地原住民社群使用的語言沒有「左」和「右」，庫克薩優里語（Kuuk Thaayore）是使用羅盤方位來描述空間，人們可能會說，「有隻螞蟻在你腳的東南邊」，或者「把杯子往北北西方向挪一些」。波羅荻斯基寫道：「他們的注意力在此訓練之下，讓其方位辨識能力超越我們原來設想的人類能力。」波羅荻斯基曾經問一位波姆浦洛的五歲女孩，北方在哪邊，小女孩能夠立即指出正確方向；而波羅荻斯基又曾在會議室裡對一群常春藤聯盟（Ivy League）學者問同樣的問題，但他們辦不到，多數人根本連試都沒試。
在另一份研究中，波羅荻斯基與合作者蓋比（Alice Gaby）合作，他們給予諸多研究對象一組圖片，那些圖片一旦以正確方式排序，便能訴說出故事，例如某人的成長或者吃掉香蕉等，並請研究對象將弄亂的卡片重新排列。英語人士會將卡片從左排到右，也就是研究對象讀寫自己語言的方向；另一方面，希伯來語人士則會從右至左排列卡片，這也是他們讀寫語言的方向。然而，庫克薩優里人會以由東至西的模式排列卡片，這種模式還會根據他們目前面對的方位而有所改變，舉例而言，若克薩優里人現在面對南方，他們就會將卡片由左向右排；若他們面向北方，排卡片的次序就會變成由右向左。因此，薛爾敦的理論，也就是連結語言和我們思考空間的方式，確實很有道理。
除了主要道路，韓國街道也沒有名字
日本並不是唯一一個使用街區作為基本地址單位的國家。在二○一一年之前，南韓使用的系統類似於日本，某些街道（尤其是主要街道）有名字，但除此之外，地址系統乃是根據街區來進行組織；該系統可能是由日本人引進，因為日本從一九一○年起便以「保護地」的名義統治朝鮮，直到一九四五年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戰敗為止。
韓國文化在日本統治的數十年間慘遭傷害，麥肯錫（F. A. McKenzie）是在日據朝鮮期間生活在當地的記者，他曾經記錄某次重要日本官員的會面，該官員預言：「朝鮮人民會逐漸被吸收成為日本人，他們會講我們的語言、過我們的生活、成為我們的一部分……我們會教他們語言、建立我們的制度，讓他們成為我們的一分子。」
日本人尤其禁絕朝鮮文字系統的使用，也就是所謂的「諺文」或「韓字」（Hangul）。「韓字」是由十五世紀的世宗大王（King Sejong）所創建，或曰這是世宗大王一人之創作。在使用韓字之前，朝鮮使用的是中國文字，朝鮮人稱之為「漢字」（Hanja）；世宗大王認知到這種組合有其彆扭之處，他在一四四三年時寫道：「國之語音，異乎中國，與文字不相流通。故愚民有所欲言，而終不得伸其情者多矣。予為此憫然，新制二十八字，欲使人人易習便於日用耳。」世宗大王遁居研讀，最終創此奇蹟，過程中還差點為此喪失視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