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一位都市設計領域的專家，薛爾敦開始將西方人與日本人看待城市的方式，與其各自的書寫系統相連結。薛爾敦的理論是，書寫英文的人所受之訓練，使他們看見的是線條，所以西方人的焦點在於街道——也就是線條——並堅持為其命名；可是，在日本的話，如某位評論者所言，街道本身「在日本的城市規畫中，其意義太過微小，不足擁有與名字相當的榮譽」。薛爾頓的理論主張，日本人的焦點在於區塊或街區（町）。
後來，薛爾敦在其艱深的著作《從日本城市中學習》（Learning from the JapaneseCity）當中寫道：「我回想起某次經驗，那個經驗當時讓我嚇一跳，但也造就深刻的啟發。有位日本老先生畫出地圖給我看他所擁有的地產，那是在複雜的地形中，散落各種形狀、大小的地塊。他一開始是畫出幾個地產（顯然是根據他的個人觀點先標明房產處），接著再用道路、小徑將它們連結起來。」在老先生的心中，建築物與其周遭的街道沒有關連性。薛爾敦補充道：「我能說的是，我所見過西方人繪製類似的圖示時，全都是從道路（線條）開始畫的。」
如此差異或可解釋，為何西方人並不總是欣賞東京市景之美。薛爾敦初次來到東京時，他為此感到「困頓、憤怒，甚至驚嚇」。東京令人迷失方向，因為它的設計與西方城市極為不同，而薛爾敦不是唯一注意此事的人。長期以來，造訪東京的遊客對於它的無規畫頗感痛苦，東京沒有主要的公園、廣場或全景。波芬（Peter Phoam）是位生活在東京的記者，他曾說，東京或可被視為一座「混亂的水泥叢林」。
然後，波芬又表示，若僅以此觀點看待東京，其實完全看錯重點。人們習慣的整合性城市規畫類型，例如紐約或巴黎等，並非日本人的概念，波芬解釋道，此種整合性「並非日本人試圖尋求的美之類型」；反之，日本人「重視的是城市中特別的建築物或地點，一次只面對一個，並重視其特殊的沉著感、風格、風趣或魅力」。於是，在城市中遊歷成為一種完全不同的經驗。巴特感性地寫道，在東京，你「不能靠書本、靠地址來引導你，你必須靠走路、靠視線、靠習慣、靠經驗」，你若要重複同樣的旅程，你必須把路線記起來，巴特寫道：「第一次前往某個地方，就是要開始書寫它：那尚未寫下的地址，它必須建立自身的書寫。」
關於書寫方式對於人們的影響，薛爾敦的理論並非單純推測，事實上，神經科學家的研究顯示，英語人士與日語人士在閱讀時，所啟動的大腦部位是不同的。此外，研究者長期以來已經發現，具有讀寫障礙的雙語學生可以順利閱讀以字體為本的語言如中文和日文，但卻在最基本的英文上困難重重。更有趣的是，看來我們不僅是在閱讀不同語言時使用不同的大腦部位，我們閱讀的語言還會影響我們的「思考」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