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母親收到學校通知，說國二的兒子患有嚴重的憂鬱症。根據學校心理諮商室的說法，該生的憂鬱症測量結果顯示存在自殺衝動的可能，最好尋求專家的幫助。這名母親驚訝之餘，立刻瘋狂搜尋青少年精神科醫師。
在第一次的治療中，醫師表示必須先為孩子進行心理檢查。安排好心理檢查的日子，檢查完成後，又經過十餘日的等待，終於聽到檢查結果。經診斷為憂鬱症，原因正如預期， 是父母長久以來的衝突對孩子造成了巨大影響。
由於需要藥物治療，母子倆領完藥後，又預約了下次門診的時間，這才回家。回到家中， 孩子告訴母親自己再也不要去醫院，也不想吃藥。
奇怪的是，這段時間孩子的狀況竟稍稍好轉了，過去不曾有過的好心情也開始頻繁出現。他有時會貼坐在母親身旁，有時乖乖將母親準備的飯菜全部吃完，表情也變得柔和多了。
母親原本擔心孩子抗拒治療，然而孩子卻與過去的表現大不相同。看著孩子的轉變，母親覺得自己總算盡了為人父母該盡的義務(帶孩子上醫院、讓孩子接受心理檢查等)，罪惡感得以稍稍減輕。於是一天兩天過去，最後決定中斷醫院的治療。
不久後，孩子告訴母親當時的心情。孩子說：「和媽媽手牽手去醫院的時候很開心」、「和媽媽在醫院附近吃的豬排飯很好吃」。當孩子接著說出和母親在醫院門診內的感受時， 瞬間打動了母親的心。
原來是母親聽著醫師的診斷，眼眶泛淚、眼眸閃爍的模樣，被孩子看在眼裡了。看見這一幕的孩子，查覺到「啊，原來媽媽是因為我才這麼辛苦的啊」，內心因此安定了下來。換言之，當孩子發現自己是母親眼中重要的存在時，這股信心帶給了他十足的安全感。儘管拒絕了藥物與諮詢治療，這個孩子反倒從母親閃爍的眼眸中看見了自我存在，症狀因此獲得改善。這位母親一邊告訴我當時孩子說的話(感受)，一邊淚水撲簌簌流個不停。
最先要見的人不是醫生
那麼，意思是這個孩子不需要心理檢查、藥物治療和精神科醫師，就能完成治療嗎？從結論來說，並非如此。不過比起心理檢查與藥物治療、精神科醫師，還有其他效果更強大的治療劑。例如上述案例，母親的存在本身正是治療劑。夫妻之間長久以來的冷戰，導致母親心裡被完全掏空。就在此時，傳來孩子罹患嚴重憂鬱症的通知，使這位母親轉而將全部精力放在孩子的存在本身。
也許當時醫師的焦點只放在純粹的醫學診斷程序上：先接受心理檢查 → 結果為憂鬱症→ 必須吃藥治療，導致醫師也像這位母親過去一樣，沒能即時過多關注孩子的存在本身， 而母親也只是對醫師的指引言聽計從。制式化、單向的診療系統本身，可能使孩子承受更強烈的孤獨。
在這種情況下，比起尋找更優秀的專家，輔導老師與母親最先要見的人應該是孩子，將目光聚焦在孩子的存在本身。孩子分明已經發出呼喊，表現出自殺衝動的徵兆，輔導老師與母親為什麼不直接問問孩子的感受？孩子的呼喊聽得一清二楚，為什麼他們依然放著孩子不顧，急著向周遭尋求幫助？成語中的「本末倒置」，正是用來形容這種情況。那麼即使不是專家，也可以幫上什麼忙嗎？當然是的。
「聽到輔導老師的話，媽媽真的嚇了一跳。媽媽不知道你過得這麼辛苦，對不起。這段時間很辛苦吧？你現在的心情怎麼樣？」
媽媽必須直視孩子的眼睛，親口詢問孩子的感受。無論是母親還是輔導老師，只要知道孩子正經歷痛苦，任誰都應該優先將目光放在孩子身上，詢問孩子的感受。這是所有大人最必要也最關鍵的反應，然而所有人都跳過了這一步。
正如田裡的辣椒接受太陽照耀而生長，當父母對孩子的存在本身表達關懷與關注時，孩子內在的「自我」自然會做出回應。如此一來，父母將會聽見孩子的「自我」回歸的聲音。那正是心理CPR帶來的效果。
面對命懸一線的人，如果不立即實施CPR，也許在抵達醫院前就可能一命嗚呼。但是面對有潛在自殺衝動的孩子，包含輔導老師、母親和精神科醫師在內，卻沒有任何一個人優先對孩子施予心理CPR。幸虧這過程中偶然出現的心理CPR行為，拯救了孩子。得知孩子正經歷痛苦的母親，最該做的不是立刻搜尋專家，而是應該詢問孩子的感受。因為這個問題是關於孩子內心的問題，而不是只有專家才知道的特殊心臟疾病或遺傳疾病。母親只要關心孩子的存在本身即可。
「爸媽吵架的時候，你的心情怎麼樣？肯定很難過吧？」
母親必須用這種方式詢問孩子，才能找回自己這段時間錯過的孩子。孩子的自殺衝動不是病毒導致的純粹醫學疾病，也不是一般人無法理解的罕見疾病。那是在日常生活中隨時都有可能出現的衝動。
例如孩子在社區內忽然走丟時，父母應該先設想孩子可能被什麼吸引而走遠，到孩子可能去的地方附近搜尋，而非立刻報警。那才是尋找孩子最快的方法。在孩子走失的緊急情況下，如果有父母選擇了最快的移動方式——搭飛機來找孩子，那該有多愚蠢？搭飛機不可能找到在社區內走失的孩子。只有走進社區，才能找到孩子。
同樣的道理，得知孩子具有潛在自殺衝動時，父母急忙之下確實會想尋找專業特殊的處置方法。面對這種緊急情況，我們大多會根據自己有限的知識來判斷，認為交由專家處理應該會比自己錯誤的理解或恐懼更有幫助。不過事實不盡然如此。對孩子正確的理解與同理， 同樣是最專業的處置方式。
如果是一般人無法理解的精神分裂症等精神疾病，當這些疾病患者做出難以理解的行為時，當然需要醫師的專業判斷。但是在家庭或同儕關係中經歷衝突或傷害的孩子，與罹患特殊醫學疾病的病患情況不同。這是關於自己的孩子在生活中經歷的問題，是關於自己孩子內心的問題。
在疾病之外的日常生活中，對一個人最自然、最直接的回應，有時反倒是最有效的治療方式。這種方式能更快滲透人心、貼近人心，知道其威力的人，任何人都會是最優秀的治療師。面對承受痛苦(無論是哪一種痛苦)的人，只要將重點放在他痛苦的情緒上，面對面詢問他的心情與感受，並且一邊聽著他的故事，一邊對自己所能理解的部分給予同理， 這才是最有效果的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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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因為長久以來自我存在得不到他人的關注、了解，直到被發現時，已經是虛脫無力的狀態。然而孩子身旁的大人卻像是跑大隊接力似地，接連將孩子的痛苦轉交給下一個人。輔導老師丟給父母，父母丟給精神科醫師，精神科醫師丟給藥物治療和下一次看診。這種情形稱為「關懷的外包」。
如果從孩子小時候開始，只有幼教老師才能教導孩子走路，只有在補習班才能學習戀愛的方法，那絕對是天大的錯誤。這種違背常識、不正常的外包行為，將造成人類的不幸。母親看似毫不起眼的外行舉動，才是撼動孩子內心的關鍵力量。母親閃著淚光的眼眸、和母親一起在餐廳面對面吃豬排飯的時光，就像高壓氧氣一樣，讓原本喘不過氣的孩子變得呼吸平順，堪稱是治療效果絕佳的行為。
「死亡衝動」離日常生活並不遠
儘管如此，仍會有人懷疑：「孩子的狀況如果忽然惡化，該怎麼辦？」、「無論如何還是需要專家的幫助吧？」這種不安的情緒背後，隱藏著對自殺衝動的莫名恐懼。因為死亡總在無法預測的瞬間闖入人生，所以令人感到恐懼。也因為死亡經常來得措手不及，使人們一聽到死亡，腦袋立刻一片空白。
稍等一下。請問出現在我們日常生活中的死亡或死亡衝動，難道只發生在憂鬱症等特殊疾病患者身上嗎？難道死亡或死亡衝動只是突發的特殊狀況？而只要有死亡衝動的，都是憂鬱症重症病患嗎？我可以用一句話回答：「不是的。」
生活在韓國這片土地上，並非如表面那樣一派和諧，一切都是你爭我奪，以至於我們對死亡衝動已經習以為常，不幸如鬼影般緊隨在後。過去數十年來，韓國的自殺率已經達到世界前幾名的程度了。每個人身邊不乏一兩位家人或好友，因為自殺或悲劇事故離開人世。
不止如此。人生在世，有時我們甚至會想：「是不是我一個人消失，所有人就會得到解脫？」也或多或少曾經想過：「與其活得這麼累，不如忍受瞬間的痛苦，或許就能永遠解脫了。」
不止如此。即使戰爭不再，在這個和平的時代，有些人即使循規蹈矩地上下班，仍無時無刻不被死亡衝動籠罩。在韓國，即使不是直接從事情緒勞動的工作，一般職場生活也與高度情緒勞動相去不遠。忍受甲方欺壓，逐漸成為社會生活的真實。想想那些在權威主義與家父長制的文化下，在校園或職場上承受著死亡般痛苦的人們。包含我在內，沒有經歷過那種痛苦的人，大概十根手指頭就數得完。
在家庭暴力的陰影下，低聲下氣地活得像囚犯一樣的人，遠出乎我們的想像。他們正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在我們的社會中，死亡或死亡衝動已經成為生命中習以為常的一部分。
在這種情況下，我們不應該將死亡衝動看作是特定醫學領域的問題，死亡衝動也不只存在於精神科醫師的診斷證明中，它就發生在日常生活中。死亡，經常出現在生命歷經諸多波折之後，而一個人在面對曲折離奇的複雜問題與衝突時，死亡也經常在身旁伺機而動。因此，不考慮個人背後的故事與情況，直接將死亡衝動或死亡想法視為醫學上的疾病，或診斷為生理問題導致的憂鬱症，或單純解釋為健康的身體出現異常物質，這些想法可謂大錯特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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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我們面對那些「想死」的人，經常因為無法分辨當事人只是表達自己累得要死，還是自己即將自殺的宣告，對此感到恐懼。其實，沒有人能單純從字面上得知此人偏向何種心理狀態。專家也是如此，必須繼續詢問。在確定對方屬於哪一種狀況前，必須穩住情緒， 冷靜沉著地追問，才能知道答案。
如果沒有人願意循循善誘，問出最後的答案，那麼口口聲聲說想死的當事人，也可能搞不清楚自己是累了才說出那樣的話，還是已經瀕臨必須採取極端手段的地步。對他們而言， 光是出現「想死」的想法，就足以令自己感到恐懼，使得無助的情緒越發強烈。必須藉由回答他人的問題，他們才能逐漸看清自己的想法。
「好想死喔……」
「連想死的念頭都出現啦？是什麼時候開始的呢？」
「我不知道。(一陣沉默後)好像已經很久了。最近那樣的想法好像越來越強烈……」
「原來如此。從很久以前就開始的話，這段時間肯定過得很辛苦吧。這麼辛苦的日子，你是怎麼撐過來的呀？」
「不是一個人發呆，就是玩遊戲。」
「這樣會覺得比較舒服嗎？」
「好像只有當下覺得開心。如果遊戲玩輸了，反而覺得壓力更大……」
「這樣啊。所以最近才會那麼沉迷遊戲呀。因為你覺得累了，所以想玩遊戲，但是爸媽卻不明就裡地對你嘮叨，要你別再玩遊戲對吧。最近什麼時候會有想死的念頭呢？」
雖然一開始問的是當事人想死的心情，但是在對話過程中，也會自然而然聊起死亡衝動背後的日常生活。像這樣，我們可以先對當事人的生活表示實質關心，接著再連結他的日常生活和他「想死的念頭」，提出想進一步了解的問題。
最重要的不是問什麼，而是當對方透露出想死的心情時，別讓對方的痛苦得不到任何重視或被忽略、漠視。
當某人說想死時，人們總以為太詳細詢問這個念頭的成因，會造成對方二度傷害。其實不然，完全相反。身處痛苦之中的人，最迫切需要的正是這些關心的話語。當我們表現出強烈的痛苦時，如果有人關心我們當時的心情和情況，並詢問我們的感受時，安慰和治療便已開始。問什麼並不重要，而是「有人願意關心我，對我的心情感到好奇」這個事實本身就是治療的行為。
在尋求專家協助前，這個行為已足以積極保護當事人。在某些情況下，光是介入的行為， 就能在沒有專家的協助下拯救當事人的性命。
別太依賴專家
如果國中二年級的兒子和母親忽視那些有助於改善症狀的日常行為，例如兩人往來醫院時，從彼此眼中看見的信任；面對面牽起對方的手時，感受到的掌心溫度；一邊分享彼此的冰淇淋，一邊閒話家常時的共鳴，以及在這過程中自然而然修復的母子關係、親子之愛與同理，那麼再專業的治療也只是徒勞。
忽視日常生活中的行為或平時的交流，只想依靠專家的治療，這種行為稱為「關懷的外包」。例如家有嚴重急性氣喘子女的父母，身上必定隨時準備噴霧劑(急性氣喘發作時， 有助於維持呼吸的噴霧型藥劑)。當緊急狀況發生時，不必立刻送往醫院或呼叫救護車， 只需要父母和孩子一起調整呼吸。
只要事先了解急救方式，在生活中養成立即處置的習慣，那麼即使發生緊急情況，也不必交由專家處理。這樣的習慣反而更安全。
把關懷外包將會帶來什麼樣的後果？當我們生命中的痛苦與孤獨，被醫師用「憂鬱症」的診斷結果打發時，那一瞬間存在本身將消失殆盡，從此與憂鬱症患者等同視之。受盡痛苦的折磨時，人們最需要的是情感上的同理，然而被視為憂鬱症患者的那一刻起，旁人只會與自己保持情感上的距離。當一個人在情感上需要他人的同理充電時，卻被迫接受服用藥物等高度專業的治療，那麼當事人恐怕會死得不明不白。
當我們以為專家是解決混亂與痛苦的最後一處依靠，全心仰賴專家的幫助，後果卻是更加孤單、痛苦時，我們最終將完全放棄自己。換言之，錯誤的專家系統直接導致人們自我放棄與強烈的無力感。「憂鬱症」的診斷結果，反倒為當事人帶來更大的威脅，這不是很諷刺嗎？
當矛盾與痛苦如飢餓感般定期找上門時，如果我們連解決這個問題的最基本方法都不知道，我們的生活將逐漸變成一灘爛泥，最後過著行屍走肉般的人生。精神醫學科對憂鬱症的診斷，正破壞我們社會長久以來天然形成的健康且自然的治療方式。醫學診斷儘管有所幫助，卻也會帶來副作用。
比起精神科醫師所能回答的問題，造成我們生命痛苦的原因更多，也更複雜。
作者介紹│鄭惠信從事精神科醫師三十多年，曾與一萬兩千多顆心對話、分享。近十五年來，與政治人物、法律人、企業CEO和員工等各領域佼佼者暢談心事，同時也在社會各個角落陪伴心靈創傷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