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季專文:楊絳小書桌與〈車過古戰場〉

2016-08-07 0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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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華大學悼念楊絳。(中新網)

清華大學悼念楊絳。(中新網)

我必須忠於歷史,回到1990年2月的北京現場。

我必須忠於事實,記述2016年5月的台北所見。

竹節海棠與「反映現實」

1990年二月,北京街頭一片冷肅,陰風迎面而來,天空彷彿還飄盪著前一年六月的陰霾。走進三里河南沙溝6棟2門6號3樓的客廳,茶几上一盆水仙,窗台上兩盆竹節海棠;那天是大年初六。——後來我常想起那兩盆海棠:左邊那盆高拔,右邊那盆矮小,頗似錢鍾書與楊絳站在一起的樣子。

錢鍾書在那裡生活了十七年(後四年在醫院度過),楊絳則長達四十年。那個客廳也是他們的書房,兩人各據一桌,留下許多讓人敬佩、感動的文字。尤其是楊絳,七十歲後出版的小說《倒影集》、《洗澡》及散文《幹校六記》、《將飲茶》,大多是在那書房裡的小書桌完成的(並都在香港首版)。1998年12月錢鍾書去世後,她才開始使用錢先生的大書桌。那時她已年近九十,自稱開始「打掃現場」;除了整理錢鍾書的筆記遺稿,並完成《我們仨》等三本晚年力作及譯作《裴多》,毅力之強韌委實讓人嘆服。

───────

二十六年前走進那個客廳時,我的身分之一是《中國時報》「人間」副刊主編。1988年台灣開放報禁後,報紙競爭更為激烈,而返鄉探親者不絕於途,「大陸熱」潮高漲,報社董事長余紀忠先生指示需「反映現實」,囑我多向大陸名家約稿,我乃請香港「三聯書店」總編輯董秀玉介紹,打電話聯絡邀稿事宜。然而,錢鍾書、楊絳、冰心那個等級的名家,不宜貿然打電話約稿,正計畫著八九年春忙完文學獎頒獎事宜後,抽空去北京登門拜訪。未料突然來了舉世震驚的六四,「人間」副刊湧進不計其數的血淚稿件,必須一一審理,擇要發表;其中包括艾青長子艾端午(筆名艾子)中秋節前夕自巴黎寄來的長詩〈太陽會回來的〉。—那也是「反映現實」,我的首次大陸行只得暫停。

看儺戲與送家書

1990年終於成行,則要從我的老友林懷民說起。我們十幾歲認識時都在寫小說,二十多歲時他轉身創辦「雲門舞集」,1988年秋宣布暫停;之後即到處雲遊參訪,為再出發汲取養分。在紐約,他結識了八九年夏天赴美的作曲家瞿小松(1952—)。瞿是貴陽人, 1983年畢業於「中央音樂學院」作曲系;與葉小綱、郭文景、譚盾並列該校「四大才子」。文革期間,他曾下放貴州山區務農,聽了各地少數民族的音樂,也看了他們在春節期間演出的儺戲盛況。懷民聽了甚為神往,相約以後合作,也興起1990年春節與蔣勳同去貴州威寧觀賞彝族儺戲「撮泰吉」。我得知消息,遂趁春節假期與他們同去開眼界,順便為「人間」副刊製作「貴州文化專輯」,再去北京拜訪知名作家。1月26日除夕在貴陽的「貴州大飯店」吃年夜飯,整個餐廳只有我們三個客人。初一見了瞿小松介紹的貴州畫家尹光中,晚上帶我們悄悄找到瞿家,走上又陡又窄又沒有燈的九樓階梯,給憂心的瞿母送去海外遊子的「平安」家書。

(那時我的背包裡也有一封蘇曉康託我帶到北京給妻子的家書;此事2004年已在〈蘇曉康密使〉寫過,此處不贅述。瞿小松也履行八九年承諾;「雲門舞集」2001年起推出的《行草》三部曲,即是由他作曲。)

不過那次我們沒去成威寧。尹光中說,威寧靠近雲南,離貴陽遠,春節期間交通不便往返費時,也許會耽誤我們預定的行程,可改去安順農村看與儺戲相近的地戲。他也陪我們拜訪研究儺戲的柏果成教授及他1984年創立的貴州民族文化研究所,看了很多儺戲的演變史料及演出的服飾面具;我也約了幾篇稿,再去參觀黃果樹瀑布與絹絲瀑布。

二月初,懷民飛往上海轉舊金山,我與蔣勳直飛北京。董秀玉因為在香港三聯書店出過一些六四流亡作家的書,當時被召回北京三聯總店「觀察」;需等上級解禁,才能再去香港赴任。她熟識許多優秀作家與學者,我在北京拜訪作家也都麻煩她帶路;蔣勳則大多去參觀故宮或博物館。但去拜訪錢鍾書、楊絳那天,蔣勳也同行。

左起:楊絳、蔣勳、錢鍾書、季季。(季季提供)
左起:楊絳、蔣勳、錢鍾書、季季。(季季提供)

1948年的愚人節笑話

錢鍾書一向健談,知道我們從台灣來,入門說了幾句問候話,坐定後即說起台灣著名的國學大師錢穆是他的無錫宗叔,年輕時讀書曾受他父親錢基博(古文學家)資助,在燕京大學任教後曾參加他和楊絳的訂婚宴,之後並陪楊絳從蘇州到北京讀清華大學研究院;「不過我比他更早就去過台灣…。」(錢穆1949年到香港創辦新亞書院,1967年10月到台灣;他是1948年任中央圖書館英文總篡時,隨教育部文化訪問團到台灣;早了將近二十年。)

他們那年訪問台灣是3月18日啟程,同行的還有中央圖書館館長蔣復璁,畫家王季遷,故宮博物院書法名家莊尚嚴,學者屈萬里等二十多人,住在草山賓館,他曾賦詩紀念。那次教育部在新公園台灣博物館舉辦文物展覽,並在徐州路台大法學院舉辦七場演講,他是第五場;「四月一日,愚人節,日子最好記。」

我請教他演講的題目,他說,「我的前一場是莊尚嚴,講〈中國繪畫概說〉,我的講題〈中國詩與中國繪畫〉就沒那麼嚴肅。詩與畫的關係,簡單的說,詩就是能講的畫,畫就是不講話的詩。我盡量深入淺出,引申舉例,最後還說:詩要有畫的功能,畫要有詩的功能,今天是愚人節,就算我騙大家來空跑一趟。這話一說,底下馬上笑聲加上掌聲。我演講的時候,發現聽眾都是十幾歲中學生模樣,不是一臉茫然就是在打瞌睡,可能聽不懂,也可能根本沒興趣,一聽我說要結束了,馬上又笑又鼓掌。後來我才知道,是教育廳擔心聽眾太少,特別請附近學校的學生來撐場面的,這不是愚人節的笑話嗎?…」

眼前的「民國第一才子」,雖已年屆八十,然而面容光潔,灰髮高額,笑起來有如稚氣未脫的頑童。他穿著深藍色及膝長袍,黑褲黑棉鞋,坐在米黃沙發上隨興比畫雙手,嗓音鏘鏘有致。聽他滔滔不絕說台北往事,有如上了一堂精彩的歷史課。——不過,我們是《圍城》作者的仰慕者,不是奉誰之命來充場面的。

他還說,第二年兩岸分隔後,他的《圍城》和許多「匪區」作品都成了「禁書」,聽說台灣解嚴後出現不少盜版;好在他親自訂正的「錢鍾書作品集」七冊,「去年已正式授權台灣的書林書店出版,今年夏天就可以出齊。」他特別為這套書寫了前言,強調大陸和台灣「由通而互隔,當然也會正反轉化,由隔而互通…,正式出版彼此的書籍就標識著轉變的大趨勢。」……

(楊絳在〈記錢鍾書與《圍城》〉中提到他十一歲時,其父因他話多,特為他「改字『默存』,叫他少說話的意思。」然而,「 這個號顯然沒有起克制作用。」她發表此文時,錢鍾書已75歲。也因「沒有起克制作用」,我們才能初見面就聽他一席四十餘年前到台灣演講以及和錢穆的往事。)

比錢鍾書小一歲的楊絳,和我們一樣聽著錢鍾書侃侃而談時,那雙著名的鳳眼冷冽而溫柔,眼底也是凝望偶像的光芒。她穿著黑色衣褲,外罩淺灰毛衣,臉上戴著褐框近視眼鏡,胸前垂掛黑框老花眼鏡。雖然矮而清瘦,卻是脊梁挺直,語音委婉。

後來董秀玉問起他們的獨生女阿圓(錢媛),楊絳笑開了臉說:    

「還在婆婆家呀,學校還沒開學呢。」

阿圓1937年5月生於倫敦,三個多月就隨父母到巴黎,一歲多回上海。錢鍾書曾對楊絳說:「假如我們再生一個孩子,說不定比阿圓好,我們就要喜歡那個孩子了,那我們怎麼對得起阿圓呢。」

文革期間,阿圓痛失其夫,楊絳被剃陰陽頭掃廁所,後來也繼錢鍾書之後下放河南幹校兩年多。1977年2月搬進三里河這房子,離阿圓任教的師大和她再婚丈夫的工作單位近,「夫妻倆也常住我們身邊,只有假日回婆家去…。」

那天我們沒看到阿圓,看到的是一幅錢家圓;那是他們一生中最閒適的歲月。

傷痕文學光芒幾乎掩蓋了她的小說成就

錢家客廳雖寬敞,卻是水泥地板,僅有兩隻沙發配幾隻椅子。入門右側靠牆有座大書櫃,沙發對面靠牆是座較小的書櫃及一張大書桌,桌面玻璃墊堆著一落落高低不一的書,楊絳說:「這是鍾書的書桌。」

 那時董秀玉開始和錢先生討論預計出版的書,楊絳引我們看了錢鍾書的書桌,再看她靠窗的書桌、書櫃及窗台上的竹節海棠與我不知其名的蒼綠盆栽。

「這是我的書桌,小學生用的。」她細聲的說。

多麼謙虛啊,我想。都要八十歲了,還用「小學生」形容自己。

楊絳小書桌及窗台上的竹節海棠。(季季攝)
楊絳小書桌及窗台上的竹節海棠。(季季攝)

楊絳曾說,她最喜歡的是寫小說,這願望卻到文革結束次年才實現。1935年她從清華外文所畢業就在《大公報》副刊發表第一篇小說〈璐璐,不用愁!〉。同年與錢鍾書結婚到英國、法國留學,既要讀書又要照顧阿圓,沒空再寫小說。1938年秋天返國後,錢鍾書邊教書邊寫作,在昆明完成散文《寫在人生邊上》,她則在上海照顧阿圓與錢、楊兩家長輩並在震旦女子文理學院等校教書。為了貼補家用,她還寫《稱心如意》、《弄真成假》、《遊戲人間》等劇本;第一齣公演即揚名上海灘;那時錢鍾書還沒寫《圍城》,人家介紹他「這是楊絳的先生。」(《稱心如意》1943年5月18日由黃佐臨導演,在金都劇場首演;《圍城》1944年動筆,1946年開始連載,1947年出版,其後暢銷不墜,錢鍾書文名日隆。)

1949年解放前,許多人逃到海外,但他們「不願去父母之邦」,「不願做外國人」。這個決定,帶給他們後半生「煩惱和苦痛多於快樂」。解放後,中共安排他們回北京,在母校清華大學任教。三年後,兩人都被調到社科院文學研究所,楊絳以翻譯安身,錢鍾書埋首古典立命;和沈從文等人一樣,不敢再寫小說。1957年反右風起,錢鍾書在〈赴鄂道中〉五首寫下如此沉痛的末句:「脫葉猶飛風不定,啼鳩忽噤雨將來。」—那時楊絳已譯完《吉爾.布拉斯》、《小癩子》,開始學西班牙文,準備翻譯《堂吉訶德》。

1966年,《堂吉訶德》翻譯了三分之二,8月22日楊絳被剃成陰陽頭,譯稿也被指為「黑稿子」,不得不捆成一大包提去「上繳」;「眼睜睜看著唐吉軻德做了俘虜」。她沒留底稿,擔心譯稿被毀,曾委婉的要求「頭頭」暫時還給她看一下,答覆卻是:沒收的「黑稿子」太多,找不到了。

過了半年,「我們『牛鬼蛇神』奉命打掃後樓一間儲藏室。我忽從凌亂的廢紙堆裡發現了我那包《堂吉訶德》譯稿。」然而還是不還給她。歷經驚險三年多,1970年7月下放幹校前夕,《堂吉訶德》才回到她身邊。—譯稿猶如此,何況寫小說?創作者的神經何等纖細,怎堪得文稿失蹤的折騰?

1977年搬進三里河寓所後,66歲的楊絳終能在那小學生書桌上再開始寫小說。〈小陽春〉、〈大笑話〉、〈玉人〉、〈鬼〉、〈事業〉等中短篇(收於《倒影集》,1981,香港文學研究社),人物情節皆取材於舊社會,觀察細膩,結構嚴謹且對白詼諧,意象尤其淡遠有味。兩相對照,後來完成的《幹校六記》、《洗澡》等取材文革的作品,雖閃爍著鋒利的傷痕文學光芒,卻幾乎掩蓋了她細筆描摹舊社會的小說成就。

命題作文寫錢穆並更改大標題

1990年拜訪三里河之後半年,9月初傳出錢穆逝世的消息。我打電話給楊絳,請她寫一篇錢穆陪她去北京讀研究院的追念文。

「哦,妳這是命題作文啊,」她悠然的說,「我還沒寫過那件事呢。如果要寫,我說他記錯了事,可以嗎?」我說當然可以。

楊絳是標準的行動派,做事極有效率。十天之後,兩千多字的〈追憶與錢穆先生同行赴京〉已傳真至「人間」副刊辦公室。就副刊編輯的角度,這標題符合命題作文的意涵,但看起來稍平板,而且太長不好配圖(當時尚是手工貼版的時代)。她是可敬的前輩,我打電話去致謝時,不好意思說標題平板,只說美術編輯要設計版面,標題字如果短一點較好配圖…。我的話未完,她立即說,「季季女士,妳不要客氣,版面編輯的事,你們是專業,妳看怎麼改都好,不要緊的…。」

後來我把大標改為〈車過古戰場〉;〈追憶與錢穆先生同行赴京〉則做副標,再打電話向她說明時,她笑得好脆亮的說,「妳怎麼那麼客氣呀,改得很好啊,比我原來的好,那一趟路那麼長,經過古戰場確實是重點;到了那裡我們才說了些話…。」

1990年9月18日,楊絳在「人間」副刊發表〈車過古戰場〉版面。(季季提供)
1990年9月18日,楊絳在「人間」副刊發表〈車過古戰場〉版面。(季季提供)

1990年9月18日,楊絳〈車過古戰場—追憶與錢穆先生同行赴京〉在「人間」副刊發表。且看她如何「不是為了辨錯,只是追憶往事」,卻也一開始就詳述錢穆「記錯了」事的前前後後:

—讀報得知錢穆先生以九十六歲高齡在台北逝世的消息,默存和我不免想到往日和他的一些接觸,並談起他《憶雙親》一書裡講他和默存父親交誼的專章。那章裡有一章講默存,但是記事都錯了。九月五日晚,我忽得台北《中國時報》、《人間副刊》季季女士由台北打來電話(季季女士前曾訪問舍間),要我追記錢穆先生和我「同車赴北京」(當時稱「北平」)的事。…不過我這裡記他,並不是為了辨錯,只是追憶往事而已。

錢穆先生在一篇文章裡提及曾陪「錢鍾書夫人」同赴北京。他講的是一九三三年初秋的事。我還沒有結婚,剛剛「訂婚」,還算不得「錢鍾書夫人」。

我那年考取清華大學研究院外文系,馬上就要開學。錢穆先生在燕京大學任職,不日也將北上。我未來的公公在散席後把我介紹給「賓四先生」,約定同車北去,請他一路照顧。… 

從蘇州到北京,當年的行程將近四十小時。兩人不熟,偶而說幾句客氣話。過了徐州,錢穆的話多起來了。

—窗外一片荒涼,沒有山,沒有水,沒有樹,沒有莊稼,沒有房屋,只是綿延起伏的大土墩子。火車走了好久好久,窗外景色不改。我歎氣說:「這段路最乏味了。」賓四先生說:「此古戰場也。」經他這麼一說,歷史給地理染上了顏色,眼前的景物頓時改觀。我對綿延多少里的土墩子發生了很大的興趣。賓四先生對我講,哪裡可以安營(忘了是高處還是低處),哪軍可以衝殺。儘管戰死的老百姓朽骨已枯、磷火都曬乾了,我還不免油然起了弔古之情,直到「蔚然而深秀」的琅琊山在望,才離開這片遼闊的「古戰場」。 ……

車入山東境,…他指點著告訴我臨城大劫案的經過(可惜細節我已忘記),又指點我看「抱犢山」。…

不過車到北京,我們分手後再也沒有見面。我每逢寒假暑假總回蘇州家裡度假,這條旅途來回走得很熟,每過「古戰場」,常會想到賓四先生談風有趣。………

錢穆去世後,各報副刊陸續發表不少悼文,大多追思他做學問的嚴謹及推動國學教育的貢獻。楊絳這篇則是一段意外的旅程,淡筆素描兩千餘字,歷史背景與地理場景如實呈現眼前。尤其是抵達古戰場之前一段,寫她觀察錢穆在行程中的吃,角度最為特殊,感觸也最讓人深思:

每逢停車,站上有賣油豆腐粉湯之類的小販,我看見他在那裡捧著碗吃呢,就假裝沒看見。我是一個學生,向來胃口不佳,食量又小,並不覺得自己儉樸。可是看了賓四先生自奉菲薄,很敬重他的儉德。

如果不是二月初在她家聽錢鍾書說四十多年前的台灣之行,哪能約請楊絳寫這篇回看五十多年前的北京之行?

創作類型比三○年代其他女作家寬廣

1990年後我曾再去北京多次,聽說阿圓與錢鍾書罹癌住院,先後離世,不忍再登門相擾;僅照例在春節期間打電話向楊絳拜年問安。2005年2月我發表〈九五楊絳〉,第一段即是當時心情:

新舊交替年間,照例給深居簡出的前輩文友打電話,問候近況,兼賀新年。歲月一年年為他們添壽,卻也一年年減損他們的健康。有的前輩往事模糊,言語困難;有的則體弱多病,時常臥床。九十五歲的楊絳,年齡最長,思路卻最靈敏,談起一些我們共知的往事,以及一些我所不知道的新事,一件件不疾不徐,層次分明。後來說到生活,問她是否仍吃得不多,她答:但也不少。迂迴,含蓄,標準的楊絳語法。問她是否仍每天在大院裡散步,她答:耳朵有點背,怕人家同我招呼沒聽到失禮,不出去了,但是每天在家裡走七千步。思慮周密,毅力堅忍,典型的楊絳性格。… 

1990年2月我在北京拜訪過的其他前輩作家,冰心,夏衍,卞之琳,艾青,汪曾祺,綠原,吳祖光、新鳳霞,以及漫畫家丁聰,精研明式家具的王世襄, 創辦《讀書》雜誌的范用…,都已先後離世。楊絳2016年5月以105歲大去;走得最晚,也最長壽。我在台灣認識的女作家,最長壽者是蘇雪林(102歲),其次是羅蘭(96歲),謝冰瑩(94歲);與蘇雪林同在1999年去世的冰心則是98歲。楊絳1990年6月回憶小她小11歲的妹妹楊必有如此四句:「她小時候,和我年齡差距很大。她漸漸長大,就和我一般兒大。後來竟顛倒了長幼,阿必搶先做了古人。她是1968年睡夢裡去世的,至今已22年了。」套用她的幽默語法,楊絳「後來居上」,成了「最長壽的中國女作家」。

長壽未必是福。楊絳的福是長壽而硬朗,腦清而目明。年近九十,她猶想叩問正義與生死,翻譯了柏拉圖與蘇格拉底的對話錄《裴多》。年過九十,她寫了《我們仨》,《走到人生邊上—自問自答》。去世之前一年,她以104歲之齡出版最後一本書《洗澡之後》;是1988年長篇小說《洗澡》的續集。加上之前的三本翻譯,三本散文,一本文學論集與小說集,以及年輕時代的三部劇作,她的創作類型比其他三○年代女作家寬廣,作品的質與量均甚可觀。—如果不是解放與文革,楊絳會寫出多少讓我們更驚心側目的小說?

瘦小的身體裡有強大堅忍的靈魂

5月25日上午,天有點陰,下著細雨,中午過後,陽光照入書房,我繼續閱讀政大「道南文學獎」小說稿,仍未打開電腦,渾然不知天下事。將近四點,手機鳴示印刻出版社轉來「中央社」駐上海記者張淑伶的信。

…今天楊絳女士以105歲高齡去世了,大陸網路許多人轉發和討論此訊息。我想,很難有一位文化人激起如此的緬懷。許多人都說,「我們仨」終於團圓了。

過去讀過一些書的印象中,您曾多年與楊絳女士保持聯絡,前往北京看她。不知道您是否願意,接受我的電話採訪,談您對楊絳女士最難忘的是什麼?… 

五點多,結束了張淑伶及《中國時報》文化版林欣誼的電話採訪,我才能從容的瀏覽網路新聞。七點多,張淑伶近千字報導已越過台灣海峽,現身於「中央社」即時新聞;最後兩段是其重點:

「她用很平靜的文筆呈現文革事實,從來不用激情的文字,尤其從不用口號。」季季說,口號式的情感是虛假的,楊絳的作品始終保持「讓事實說話」的特色。

晚年的楊絳身形瘦弱,但在季季眼裡,走過百歲人生的楊絳「瘦小的身體裡有強大堅忍的靈魂」。

那時,網路的楊絳熱潮已經鋪天蓋地,卻大多是從維基百科與Google複製的資料。接著的幾天,更多愛跟熱潮的人移花接木,七拼八湊,廣發議論。看起來,喜愛楊絳的人很多,熟讀楊絳作品的不多,沒讀楊絳作品的不少;更多的是將其作品佳句列為「雞湯文」四處分享。那些所謂的「雞湯文」,大多是大陸山寨版,是加了味精的偽作,卻仍有人將她定位為「雞湯大師」、「心靈雞湯導師」…。

然而「雞湯」頌之中也不乏批判。闢如說楊絳善訟,卻不將她興訟的緣由交代清楚。楊絳出身法學世家,從小極具法律概念,而錢鍾書與她的書屢遭盜版,她之興訟無非維護著作的智財權。這是創作者的尊嚴與權益。而且她把稿費、版稅等權益所得捐給母校清華大學作為「好讀書」獎學金,歷年來已累積至一千萬人民幣。就這點而言,「最長壽的中國女作家」也是「最富有的中國女作家」。

1990年2月,季季與楊絳在其北京三里河寓所(左);錢鍾書與季季(右)。(季季提供)
1990年2月,季季與楊絳在其北京三里河寓所(左);錢鍾書與季季(右)。(季季提供)

還有人指責她與錢鍾書「互相吹捧」。我所認識的兩岸夫妻檔作家,如何凡與林海音,吳祖光與新鳳霞,劉海北與席慕蓉,以及在美國的聶華苓與保羅.安格爾,都曾相互書寫或為對方的書作序,文友與讀者莫不感動。夫妻相扶持互勉勵本是平常事,為何到了楊絳與錢鍾書身上就成了「互相吹捧」?—況且楊絳剛離世,送別何需加此一鞭?

要論斷楊絳的人品及寫作成就,最好返視她的創作背景,才能理解文本之精髓。盲目的在網路一窩蜂複製雞湯神話,只突顯人本與文本之匱乏。—在我看來,把「雞湯大師」、「心靈雞湯導師」這類虛誇的帽子強加於楊絳頭上,絕不是讚譽,而是羞辱。

「這雞湯好難喝啊。」我相信楊絳會這麼說。

*作者為知名作者。授權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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