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來我又問他，那麼愛國呢？公民教育常常跟愛國畫上等號。在很多國家，講到公民教育就是講國家認同，譬如甘迺迪說的，「不要問國家為你做了什麼，要問你為國家做了什麼。」
我問這個二十歲的研究對象：「那你們什麼時候會被教導政府可能是錯的？被教導你的國家可能是錯的、可能是可惡的？」
你們猜他的反應是什麼？他哈哈大笑，用一種幾乎帶著一點輕蔑的表情看著我說：「你以為我是哪國人哪！你問一個德國人這個問題嗎？你知道三○年代的納粹歷史，給了我們什麼教訓？國家永遠是錯的！」
他說：「你難道不會想到，六○年代的學生運動要求的是什麼？它所批判的是什麼？你還忘記了一九八九年，我們簡直就把柏林圍牆給推翻，把一個國家給滅亡了。所以這種問題，你怎麼會問一個德國少年呢？你這種問題應該拿去問最執迷愛國的美國人。」
公民教育無所不在
我明白了。公民教育不是一門「公民課」，而是一種意識滲透到所有的課程和課外活動裡去。
怎麼說呢？
學校的環境，從幼稚園到小學、中學一路上來，一個班級如果有二十個人，起碼一半是外國孩子，也許從伊朗、阿富汗、韓國或中國來的；而另外一半本國的孩子裡，可能又有一半是混血兒。所以在成長的過程裡，左看右看都是外國人，很早就習慣跟外國文化密切溝通的語境。
我也回想起，他在學校時總有交換學生來來去去，同學會到國外讀一年書，也不斷會有外國學生到班上來。我同時發現，他的公民教育，並不是學校設有一個科目叫「公民與社會」或者「公民與政治」，他的公民教育完全滲透在他所有的學科裡。
他們在政治課裡頭，談國家的政治體制。
在社會課，談社會結構的問題。
然後在宗教和倫理課裡，談個人面對環境的自處之道。
他的英文課—他從三年級開始學英文，到五、六年級可以讀英文文本時，討論的是美國的民主制度。
五年級的法文課本裡頭，講的是巴黎的阿拉伯少數民族的生活狀態。
他的地理課，教的是全球化會對市場經濟造成什麼變化。
無所不在的世界公民教育，還透過報紙進行。兩年前南亞海嘯發生後，德國報紙連篇累牘地談南亞海嘯的問題，主流報紙都會有個特別的青少年版，會問你：「南亞海嘯造成貧窮國家那麼多人犧牲，有錢的國家對於貧國有沒有責任？」另外，透過電視上非常多國際新聞跟相關議題的討論，透過家中晚餐桌上的討論，就是世界公民教育。
公民教育是全面滲透性的。
我前天開車到清華的路上，聽收音機，不知怎麼就轉到 BBC 的節目。整整一個小時，從台北到新竹剛好聽完，主題是鴉片、海洛因等毒品應不應該合法化的辯論。
主持人在倫敦，他先打電話跟一個布魯塞爾的聯合國專門負責毒品問題的官員對話，所以我聽到了聯合國官員的角度。
他下一個電話打給美國麻薩諸塞州一個在毒販群中臥底三十年的警察，問他對這個事情的看法是什麼。
警察講完後，主持人接著電話連線阿富汗，直接去問那邊種罌粟的農民。再之後，下一個電話打給南美哥倫比亞販毒的黑社會組織成員。下一個電話是莫斯科的吸毒者談他自身的痛苦經驗。再下一個電話是柏林 NGO 的人，再下一個電話是巴基斯坦的戒毒專家。
這一個小時聽下來，我在想，所謂世界公民教育，不是開一門「公民課」的問題，它在學校的各門學科裡，在電視媒體的報導裡，在廣播節目的討論裡，在一場演唱會裡，在一個嘉年華會的活動裡。它滲透到生活所有的層面、所有的細節裡。
＊作者為知名作家、前文化部長；本文選自作者新著《傾聽》（印刻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