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二○○六年三月二十一日，國立清華大學「思想沙龍講座」在清華大禮堂舉行，應邀主講「台灣人能不能有世界公民意識？」。此篇為節錄。
今天要講世界公民意識，我想先從我自己的兩個業餘「研究對象」說起。這兩個研究對象，一個今年（二○○六）十六歲，另一個今年二十歲，他們從小跟我朝夕相處。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在這兩個研究對象身上看到的世界公民意識是什麼樣的。
你是腐敗官員
研究對象之一，在他十二歲那一年，有一天我以台北市政府官員的身分和幾個記者朋友吃飯，這個十二歲的小孩也在。當我跟他介紹這幾位好朋友時，這個十二歲的研究對象馬上反應說：「你們怎麼會是好朋友呢？你是官員，他們是記者，你們應該是監督跟被監督的關係，怎麼會是好朋友？」他直接的反應，當場就讓我嚇了一跳！一個十二歲的小孩怎麼會有概念，知道媒體和政府官員是監督和被監督的關係？誰教他的？
當這個研究對象十三歲時，發生了一件事，這故事我寫過，而且流傳得比較廣。有一天這個十三歲的小傢伙從德國到台北看我，我很高興地要帶他去某一名牌運動鞋店買鞋。去的原因是，這個品牌跟當時我工作的文化局有合作關係，曾經捐過八千雙的鞋子，品牌總經理曾跟我說：「下次你孩子來台灣要買鞋，我給你打半價。」我告訴他這個緣由，這孩子就跳起來準備穿鞋子跟我出門。但是他一面綁他的鞋帶，一面回頭跟我說：「我們去買鞋，可是媽媽你很清楚喔！我們去買這個半價的鞋，你就是一個腐敗的官員！」
我當時就跳了起來，說：「你什麼意思？」他說：「你難道不知道吉斯是怎麼下台的？」
吉斯是東德人，一個少數黨的主席。這個黨主席當時剛剛上了頭條新聞下台了。為什麼呢？因為擔任黨主席他有很多公務飛行，累積一定的里程數，就會得到一張優惠機票，而這個黨主席就用這張優惠機票跟家人度假去了。在德國的社會環境裡，認為這就是公器私用，他為此而下台。
十三歲的小孩一面穿球鞋一面跟我說，這個總經理之所以給你半價優惠，是因為你曾因公務關係跟他合作，你帶兒子用半價買鞋就是私人享受了從公務得來的優惠，你就是個腐敗的官員。
後來我們有沒有去買鞋？我當然說不去了，鞋子到別的地方買全額的。
到底什麼樣的環境會讓一個十三歲的小孩，不但懂得黨主席為什麼下台，而且也懂得公器不可以私用；不但懂得公器不可以私用，而且還會把這個原則活生生用到實際生活裡來？
教宗選錯了
這個十三歲的研究對象十五歲時，正逢羅馬教宗改選，到了最後時刻要在三個候選人中做選擇，一個是黑人主教，另一個是拉丁美洲的，還有一個是德國的主教。揭曉當天，這十五歲的研究對象從學校回來了，一進門我就問他：「你知不知道選舉結果？」因為我知道他非常關心這個議題。他說已經知道了。於是我問他：「你跟你的同學們，你們這些德國孩子是不是覺得很自豪，因為新的教宗是個德國人？」沒想到這個十五歲的研究對象說，他們大失所望。
我很驚訝，追問他原因。
他說他跟同學都覺得，天主教一直是個非常保守的宗教，但上一任這個波蘭出生的教宗已經有了很多突破。他們覺得如果下一任教宗是個黑人，或者是拉丁美洲人，從這些偏遠、弱勢的族群跟文化裡產生出新教宗，那代表天主教將再往前跨越一大步。結果，沒想到選出來的竟是最傳統的、來自歐洲中心的德國教宗，他們覺得那個往前跨的象徵意義，已經失去了一大半。
我問他：「是你一個人這樣想？還是你的同學們也這樣想？」他說他的同學們都這樣想，就連課堂討論時老師也是這麼想的。
我心裡在問，一個十五歲的孩子，是從什麼時候開始認識到什麼叫前進、什麼叫落後、什麼叫激進、什麼叫保守？又是什麼時候開始形成一種價值觀，相信弱勢的族群跟文化，應該得到特別的張揚跟保護，或者特別的推崇？這個觀念是什麼時候開始進入這些孩子的腦子呢？
柑仔店不見了
當時十五歲的研究對象跟他十九歲的哥哥有一次一起到了台北。他們走在台北街上，發現幾乎每個街角都有 7-Eleven，我聽到這兩個研究對象之間的對話。
小的問大的：「奇怪，台灣怎麼有這麼多的 7-Eleven？」
大的對小的說：「我也覺得很奇怪呀！政府為什麼會容許呢？」
我當時就忍不住插嘴了。我說奇怪了，7-Eleven 多有什麼不對？它代表方便啊。順便告訴你們，台灣是全世界這種便利商店密度最高的地方。有問題嗎？
這時他倆就群起攻擊我：
7-Eleven 是跨國企業，有巨大的財力跟充沛的人力，可以二十四小時營運。但是一般的柑仔店、小雜貨店，或婆婆媽媽的個人特色的小店，不可能一天二十四小時跟你混，說不定就是一個家庭的爸爸、媽媽加上兒子輪流照顧生意。如果 7-Eleven非常多，代表跨國大財團的系統，正在消滅小的柑仔店文化，而且會使小的有個性的商店徹底消失。所以，如果要保持社會的多元，要維持一個城市的本土特色，政府會非常注意，跨國的連鎖企業不能開設這麼多店。
我舉這些例子，包括公跟私之間的界線、記者與官員之間的角色分際、天主教太保守、弱勢文化和小資本的特色傳統商店應該被保護等等，不是要討論他們的觀念和主張對不對，而是想凸顯，這兩個青少年平常所關心的議題以及他們的觀念和立場，其實就是公民教育，一種世界公民意識的教育。
他們的世界公民意識是怎麼來的？誰教他們的？
在我準備這個演講之前，我跟已經二十歲的研究對象說，三月二十一日我在清華有演講，是這個題目，我跟你做個專訪。我們就坐下來，好好談了這個問題。
你以為我是哪國人？
他說：「你不記得嗎？我上幼稚園時，圖畫書裡很多主角不是德國的約翰或瑪莉亞，而是土耳其的『阿里』。」
土耳其人是德國最大的少數民族群體。我確實記得，很多兒童繪本書裡，「阿里」是主角，讓德國小孩懂得土耳其的阿里背景是什麼、講什麼語言、為什麼這樣想這樣做，為什麼吃的東西部一樣，這便是多元文化的教導。
他說︰「你記不記得？我們四歲就參加足球隊。每次比賽前，教練會先講話，其實每次說的都是：如何跟你的團隊合作、如何尊敬教練的權威，但是也告訴你覺得有問題時，如何跟你想反對的權威進行溝通。」
然後他說︰「你不記得嗎？我三年級時有一次你到學校來，你很驚訝，看到學校的壁報上面，貼出來的是十歲的小男生跟小女生之間的情書。」
我記得，那是他們正在進行的兩性教育。
他又說：「你不記得五年級時，我們舉行全校運動會，是為尼泊爾而走？」
在德國五年級已經不是小學，是中學了。他們學校那次決定，每一個小孩跑幾圈，這個社區的銀行就會依照你跑的圈數捐款，你跑一圈給一百塊、跑兩圈給兩百塊。募得的錢要做什麼呢？是要給尼泊爾山村建一所小學。經由這次活動，這群五年級的歐洲孩子跟尼泊爾的孩子，從小就有了某種聯繫。
他又說：「你不記得我國三時有一個口頭報告，要對全班同學演講。我被指定的題目是『全球化下的麥當勞』，談這個產業的運作模式，而且我做的是 PowerPoint 的Presentation，你不記得嗎？」
我記得。
接下來他說：「我高中時曾跟你討論過，我們在讀布萊希特的一個劇本《伽利略》。」德文課，也就是他們國文課。「你記不記得，當我們在討論這個文學劇本時，最主要是在討論什麼呢？」
在那個劇本裡頭，布萊希特描寫伽利略面臨人生的選擇，不同的選擇代表對生命價值的不同思考方式。在教會的壓迫下，伽利略有兩個選擇，一是選擇勇敢赴義，與教會對抗到底。選擇被教會殺死，他會成為一個捍衛自己信念、為真理赴義的英雄；然而也可能是煙火式的英雄，因為之前研究的東西在他死後無法保留，以後也不可能繼續研究了。但這種做法可以凸顯他所堅持的價值。
另一個選擇是茍活。選擇向教會屈服，因此活下來，也許可以透過比較長期、潛移默化的方式，去滲透改變這個社會的想法，但你就不是英雄，同時必須承擔羞辱、挫折，以及漫長的潛伏。這二十歲的研究對象跟我說，他們在德文課讀文學作品，實際上是藉此討論個人如何面對社會、面對權威，以及必須做道德選擇時，你到底可以怎麼做。
這個其實也是公民教育。
接下來我又問他，那麼愛國呢？公民教育常常跟愛國畫上等號。在很多國家，講到公民教育就是講國家認同，譬如甘迺迪說的，「不要問國家為你做了什麼，要問你為國家做了什麼。」
我問這個二十歲的研究對象：「那你們什麼時候會被教導政府可能是錯的？被教導你的國家可能是錯的、可能是可惡的？」
你們猜他的反應是什麼？他哈哈大笑，用一種幾乎帶著一點輕蔑的表情看著我說：「你以為我是哪國人哪！你問一個德國人這個問題嗎？你知道三○年代的納粹歷史，給了我們什麼教訓？國家永遠是錯的！」
他說：「你難道不會想到，六○年代的學生運動要求的是什麼？它所批判的是什麼？你還忘記了一九八九年，我們簡直就把柏林圍牆給推翻，把一個國家給滅亡了。所以這種問題，你怎麼會問一個德國少年呢？你這種問題應該拿去問最執迷愛國的美國人。」
公民教育無所不在
我明白了。公民教育不是一門「公民課」，而是一種意識滲透到所有的課程和課外活動裡去。
怎麼說呢？
學校的環境，從幼稚園到小學、中學一路上來，一個班級如果有二十個人，起碼一半是外國孩子，也許從伊朗、阿富汗、韓國或中國來的；而另外一半本國的孩子裡，可能又有一半是混血兒。所以在成長的過程裡，左看右看都是外國人，很早就習慣跟外國文化密切溝通的語境。
我也回想起，他在學校時總有交換學生來來去去，同學會到國外讀一年書，也不斷會有外國學生到班上來。我同時發現，他的公民教育，並不是學校設有一個科目叫「公民與社會」或者「公民與政治」，他的公民教育完全滲透在他所有的學科裡。
他們在政治課裡頭，談國家的政治體制。
在社會課，談社會結構的問題。
然後在宗教和倫理課裡，談個人面對環境的自處之道。
他的英文課—他從三年級開始學英文，到五、六年級可以讀英文文本時，討論的是美國的民主制度。
五年級的法文課本裡頭，講的是巴黎的阿拉伯少數民族的生活狀態。
他的地理課，教的是全球化會對市場經濟造成什麼變化。
無所不在的世界公民教育，還透過報紙進行。兩年前南亞海嘯發生後，德國報紙連篇累牘地談南亞海嘯的問題，主流報紙都會有個特別的青少年版，會問你：「南亞海嘯造成貧窮國家那麼多人犧牲，有錢的國家對於貧國有沒有責任？」另外，透過電視上非常多國際新聞跟相關議題的討論，透過家中晚餐桌上的討論，就是世界公民教育。
公民教育是全面滲透性的。
我前天開車到清華的路上，聽收音機，不知怎麼就轉到 BBC 的節目。整整一個小時，從台北到新竹剛好聽完，主題是鴉片、海洛因等毒品應不應該合法化的辯論。
主持人在倫敦，他先打電話跟一個布魯塞爾的聯合國專門負責毒品問題的官員對話，所以我聽到了聯合國官員的角度。
他下一個電話打給美國麻薩諸塞州一個在毒販群中臥底三十年的警察，問他對這個事情的看法是什麼。
警察講完後，主持人接著電話連線阿富汗，直接去問那邊種罌粟的農民。再之後，下一個電話打給南美哥倫比亞販毒的黑社會組織成員。下一個電話是莫斯科的吸毒者談他自身的痛苦經驗。再下一個電話是柏林 NGO 的人，再下一個電話是巴基斯坦的戒毒專家。
這一個小時聽下來，我在想，所謂世界公民教育，不是開一門「公民課」的問題，它在學校的各門學科裡，在電視媒體的報導裡，在廣播節目的討論裡，在一場演唱會裡，在一個嘉年華會的活動裡。它滲透到生活所有的層面、所有的細節裡。
＊作者為知名作家、前文化部長；本文選自作者新著《傾聽》（印刻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