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2月初，麥考米克寫了信給吳國楨，信中附上《芝加哥論壇報》2月6日刊出的一篇關於上海的報導。這篇由Walter Simmons執筆的報導，標題說上海市長吳國楨面臨戰爭的災難。但他把吳國楨叫做「Casey」Wu，這是上海的美國人給他起的英文名字，Casey與吳的名字的簡稱K.C.正好是諧音。中國人則將K.C.Wu戲稱為「開水壺」，意指他辦事性急而快速，就像一壺燒開的水一樣。「沸騰」（奔放）（ebullient）的吳市長面臨的大問題是炒作食品的投機客、日益龐大的警備部隊和共產黨第五縱隊，但他打算一直留到紅軍把他趕走為止。
報導說，吳國楨被認為是中國最好的行政官，沒有任何醜聞耳語玷污他的名聲。就因為他的工作幹得太好，他在共產黨公佈的 43 名戰犯名單中排名 24，雖然他跟戰爭毫無關係對 Casey 來說，最大的問題是維持秩序，米糧不能漲價太快，否則就會發生搶米店的事件。在這方面， 美國的經合署（ECA）運來的米糧幫了大忙。但豬肉短缺，由於共產黨佔據了來源地。吳國楨還擔心大批部隊入城，駐紮在學校、貨倉裡也可能發生問題。他得為他們張羅吃食。公務員薪資太低也是個麻煩問題，這一向是腐敗無能的根本原因。為他們尋找米糧補貼，為湊出每天清理 3000 噸垃圾的費用，也讓他費盡心思。吳國楨也沒忘向麥考米克夫婦賀年。回想起來，他對記者說，他覺得最快樂的時光還是他在格林內爾學院和普林斯頓當學生的時候。
吳國楨給麥考米克回了信（Wu/McCormick，1949.2.18），「我真高興在這緊要的時刻接到你的消息。自從你們一年半前來訪後，此地的情況已經愈來愈緊張。也就因為這樣，吾妻和我更感愉悅地回顧我們同你和 McCormick 夫人在我們家的短暫快樂時光。」他在信中提到，共產黨部隊已部署在長江北岸，事關這個都市六百萬居民的安全與福祉。「在緊急情況下，任何事都可能發生。」
吳國楨真的打算留在上海，直到紅軍把他趕走為止？事實上，蔣介石在 1949 年 1 月 21 日下野前兩天，就把他召到南京去說話，不願他離開上海的職務。而他自己也認為上海仍可守得住，作為上海市長，他有義務防止共產黨渡過長江，雖然在理智上，他的判斷是一年之內共產黨會席捲大陸。然而，才過了一個半月，他的惡性瘧疾發作，不得不寫信向蔣介石提出辭呈：
職承鈞座特達之知，感恩圖報，已非一日，況當艱危之際，正值效命之時，焉敢臨難苟免，貽譏後世，惟是滬事繁鉅，較前交倍，而職染此痼疾，精神體力，遠不如前，以疲憊之身，贗繁難之沖，自誤事小，誤國事大，且撥亂轉正，終有一日，此息尚存，必與周旋，倘能稍得休息，必可以報鈞座，報國家也。（《事略稿本》，79：205-206）
蔣介石接到吳國楨的辭職信後，並不相信他真的生病，以為他只是想逃離上海，所以派蔣經國到上海去勸吳打消辭意。蔣經國發現他確實是病了，回去向他父親彙報，蔣介石派飛機將吳接到奉化溪口，親自面見，目睹他的病容後才准他辭職。
吳國楨決定辭職，除了生病之外，與京滬杭警備總司令湯恩伯，憑藉槍桿子干涉市政也有關。蔣經國奉命到上海的另一項任務是「調解吳與湯恩伯總司令間之軍政隔閡。」（《事略稿本》，79：205）在溪口，從吳國楨口中，蔣介石無疑也瞭解到他所信賴的京滬杭警備總司令在上海浮報部隊員額以吃空缺，以及他的司令部在黑市倒賣汽油的情形。蔣介石問吳上海能守多久，吳的回答是一個月，那是儲存的糧食燃料所能維持的時間。蔣介石聽後面色蒼白，不發一語。
吳國楨在市長任內，頗得民心擁戴。根據上海《申報》報導（1949.3.26），吳請辭的消息最初傳出時，市參議會 44 位議員在議長潘公展的帶領下，前往市政府勸他打消辭意，有議員甚至直言「不能放吳市長離滬」，吳表示他確實是病體難支，「力疾從公不是毀滅自己，就是耽誤公事……」語畢，他「竟已淚痕縱橫，哽咽不能成聲。」（歐世華，1999：32）議長潘公展仍建議他可暫時請假，不要輕言辭職。
蔣介石把吳國楨的辭職改成病假，讓他到臺灣去休養。吳與妻子到杭州短暫停留後，一家人到了臺灣。他們抵臺的時間是 1949 年 4 月 17 日，4 月 21 日共產黨部隊度過長江，5 月 26 日上海失守。
國民黨「應該責備自己」
在吳國楨和家人離開上海前後的一段時期，由於時局紛亂，麥考米克夫婦似乎與吳家失聯，並為此感到焦慮，他們擔心吳家的下落（Wu/McCormick，1949.5.18）。吳國楨在最初向行政院遞上辭呈後，1949 年 3 月 28 日曾去信麥考米克，談到他辭職的事。他的緬甸熱（瘧疾）發作，三年的艱難工作也使他健康大損。他提到上海的民眾和輿論不願他辭職，雖然在經合署與市府的合作下，上海在三個月內還有足夠的糧食。信中也說他和妻子打算到杭州小住。
麥考米克寄到上海市府的回信是在幾乎一個月後的 4 月 27 日發出，他很高興吳「已離開那個非常危險的職位」（Wu/ McCormick，1949.4.27）。吳國楨似乎沒有收到這封信。他的下一封信（1949 年 5 月 8 日）是從臺北杭州南路發出的。顯然，在「美麗的島嶼臺灣」恢復了健康的吳國楨，腦子裡盤算的是如何能讓麥考米克幫忙去做「對我國有重大影響的事。」
在這封長信中，吳承認對於當前的困境，國民黨政府首先「應該責備自己」：我們現在收成的是多年劣政的苦果。公家機關的薪資不足已破壞了我們政府的操守與效率。貨幣的貶值降低了人民的士氣和他們對政府的信任。到處都是徇私操弄和派系爭鬥，這種劣行沒有比在軍隊中更明顯的了。所有一切都朝向突然崩潰。（Wu/McCormick，1949.5.8）
吳談起他在 1948 年 9 月底時曾請美國駐上海總領事轉告國務院，若沒有及時運來大量援助並堅持勸導國民黨政府進行激烈改革，到 11 月底國民黨政府就可能「垮台」了。可惜美國政府並沒有採取行動。吳國楨強調美國維持中國作為一個獨立的民主國家的重要性，失去中國將會有多麼巨大的人力任由極權主義蘇聯支配，同時也將開啟共產黨入侵東南亞的門戶。
他推測共產黨有可能在六個月到一年的時間征服全中國。但在那之後，他們開始推行蘇聯式的統治時，就會激起群情沸騰不滿。因此，國民黨必須在共產黨邊區保存一些抵抗中心，同時維持一個強大據點，「我們可在那裡建立一個真正良善而得到群眾支持的政府，形成一個與暴虐的共產黨政府的對照，因而它能成為中國所有開明力量的集結點。」這個強大的立足點就在臺灣。吳國楨指出，臺灣因與大陸分隔，目前比較上是安全的。他認為臺灣不但守得住，而且也具備了開展改革的基本條件：
戰前，日本人在這裡建樹良多。將臺灣恢復到從前的繁榮不會非常困難。有了三十萬噸肥料的供應，農產品能夠加倍。有了千萬美元，（經合署現在有一項計畫），電力能夠大為增加，能夠設立新工廠使出口倍增，並滿足人民所需。當然，運輸系統必須更新，也還有許多其他的事。但我計算總開支不會超出五千萬美元太多。如果能設計一些方法途徑來加速臺灣和日本及菲律賓之間的產品交流，這個島嶼很容易就能自給自足，絲毫不需顧及大陸。（同前註）
吳國楨還強調，臺灣人民絲毫不反對中國人，因為人口絕大多數都是來自福建省移民的後代，其餘是來自廣東省。由於他的妻子是來自福建廈門，說他們的方言。兩夫婦訪問了許多村民、農人、漁民和商人的家，同他們親切地談話後，吳發現他們對祖國的熱愛因五十年的外人統治而增高而非減低。而且他們對共產主義為恐懼。至於他們對近日生計惡化的埋怨，吳有信心能夠靠良好的政府，穩定的貨幣和完善的經濟來改善。他相信只要政府決心改革自己，而美國又能提供所需的援助，就能實現這些目標。他在信中提議美國政府能夠通過經
合署的現有管道對臺灣提供援助，而最便當的方式就是把已經撥到大陸的部分資金轉到臺灣來：
我做這些建議是我自己的政府完全不知道的，也沒有任何政治關聯。花費的只是你們國會已經撥款的大約五千萬美元。利益卻是巨大的。如果這個計畫行得通，而且符合我的期望，這就可能成為收復現在似乎已淪陷於共產黨的整個中國的轉捩點。如果成果只是差強人意，臺灣也能為加強防禦太平洋的民主世界盡一份力。（同前註）
只要美國願意援助，則不論當前或長遠，不論對臺對美，從戰略觀點來說，都會是一個雙贏的結果。吳國楨在信中希望無公職在身但有「巨大影響力」的麥考米克上校，認真考慮這個問題，發揮他的作用。果然，麥考米克收到信後，就按信中的大意，在《論壇報》上發了一則新聞（1949.5.20）：「吳敦促援助」，報導前上海市長建議從已撥給被擊敗的國民黨政府的資金中轉移五千萬美元到臺灣，就可恢復繁榮，在臺建立一個反共的新政府。
這是吳國楨的一封重要的信。他表明他的建議是出自個人，不是官方授意。他表達了把臺灣建成一個可對抗共產主義的亞洲民主堡壘的願景。
在信中，吳也稱讚時任省主席的陳誠有操守，有能力，並且傾向於全盤改革。此後的幾個月中，實現這個「民主堡壘」願景的規劃，似乎成為吳國楨與美方駐臺官員的主要話題。對這些官員來說，陳誠即使辦事有效率，能合作，但他是個事事聽命於蔣介石的軍人。而吳國楨是個有遠見也有國際視野的幹練行政官。他們不難發現，吳是胸懷大志、企圖心旺盛的。
這段時期，吳國楨在蔣介石身邊參與機要，他也很起勁地同麥考米克上校通信討論問題。他希望上校發揮影響力，幫助臺灣。上校問他，要保護臺灣，「中國會讓我們在那裡建立一個降落場地嗎？只要能夠，空軍是很想要有一個降落機場的，我想他們也會敦促政府那樣做。」（Wu/McCormick，1949.6.23）吳國楨的答覆自然是肯定的：「我已聯繫了最高負責當局，得到了最有利的答覆。……如果你能敦促貴國空軍人員或貴國政府提出這樣一個請求，我毫不懷疑將會獲得立即同意。」（Wu/McCormick，1949.7.16）吳國楨在此期間也盡力給他過去所認得的報紙編輯寫信，譬如《基督教科學箴言報》就將他的一封信全文刊登（吳國楨，1999：98）。他在信中預測，大陸將在六個月到一年之內落入共產黨手中，但臺灣仍能守住。
＊作者為台灣東海大學中文系畢業，美國柏克萊加州大學亞洲研究博士，專長現代化理論與國家發展策略，新著《誰怕吳國楨？：世襲專制在台緣起緣滅》允晨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