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法治國  

針對憲法訴訟法第30條第2項要求司法院憲法法庭運作至少有10名大法官參與的規定，先前已有四名大法官分別利用二件不受理案件的不同意見書主張憲法法庭可以自行決定訴訟程序規定，直接宣告前述條文違憲，以利憲法法庭審理案件；蔡宗珍大法官、朱富美大法官及楊惠欽大法官於十月八日發表不同意見，公開聲明大法官的憲法職責，強調大法官負有憲法忠誠義務，必須恪遵憲法，守護憲法秩序，......

如果要描述以憲法立國的法治國家，究竟是怎麼看待法、法律、司法還有人民的權利這些基本的元素，有沒有可以一以貫之的道理呢？看過杜牧寫的千古名篇〈阿房宮賦〉嗎？熟悉的朋友應該記得最後一段是這樣寫的：「使六國各愛其人，則足以拒秦。使秦復愛六國之人，則遞三世可至萬世而為君，誰得而族滅也？秦人不暇自哀，而後人哀之。後人哀之，而不鑑之，亦使後人而復哀後人也。」杜牧以為後人......

我們這一代台灣青年、特別是在大城市裡長大的人，第一次到中南部去，很多人都會被問說：「你為什麼不會台語？」。我們每個人甚至都有一些朋友，因為不會說台語，而與特定陣營的計程車司機吵起來，甚至被趕下車的經驗。其實，即便從發展觀光的角度來說，這樣的爭執，除了破壞形象，又有何意義？台語，或曰閩南語，從來就不是台灣的法定語言，不是所有人都有學習的義務。就像台灣年輕一代都......

近日，陸配網紅「亞亞」因為在抖音帳號「亞亞在台灣」上鼓吹武統言論，遭內政部移民署廢止依親居留許可，不但將遭強制出境，並且五年內都不得再申請來臺依親。亞亞因此將被迫家庭離散，無法與先生共同養育、照顧三名年幼的子女。筆者認為，移民署此一處分顯然是惡意曲解法令，不但違憲限制人民之言論自由，違法將亞亞遞解出境、迫使其家庭離散的結果，更將造成難以回復的損害。亞亞或其家人，除可向內政部提起訴願外，並應即向移民署、內政部或行政法院申（聲）請停止執行，以免緩不濟急。

新北市新店區瑠公圳蔡金木宅拆屋還地案，纏訟十年，日前經法院判決確定，原訂於11月21日強制拆除。但因該地段後被現地上物住戶賴女提報為文化景觀，故新北市政府文化局啟動文化景觀審議程序，去(113)年12月12日第二次現勘至今，尚未作出結論，在網路上引發地方人士討論。年關將屆，李姓地主無奈表示，台灣是個法治國家，公務機關若不能依法執行，該如何保障合法所有權人的權利？！

據媒體報導，台中市政府甫修訂消費者保護自治條例，將針對不良店家嚴重損害消費者權益者，直接在店家公告消費警訊，直接提醒消費要小心；業者如有拒絕、規避、妨礙或將撕毀、遮蔽公告等，最重新可罰10萬元罰鍰。筆者看到這樣做法，實在哭笑不得，到底市府主其事者有沒有念過法律?何時市府地位已經超越法院，成了認定業者違法、裁罰及執行三位一體的怪獸?這樣的思維令人不僅充滿威權，更是違反憲法權力分立原則?

南投縣仁愛鄉法治國小9月11日與新北美國學校代表於學校圖書室正式簽署合作計畫，開啟跨文化教育合作的嶄新篇章。新北美國學校捐贈100萬元予法治國小校務發展基金並提供外師資源，除了充實學校的設備與教學資源，也提供學生實際情境說英語的機會。縣府教育處督學黃珮瑜、新北美國學校校長BettyDeng、英語教師Travis，以及行政人員Ms.Paggie，一同出席見證簽署儀式。

交通部日前宣布取消解除中國旅行禁團令，引發旅遊業者不滿，行政院長陳建仁17日早上率行政院團隊至立院各黨團禮貌性拜會時，民眾黨立委黃國昌也對此提出質疑，呼籲陸委會應妥善向社會大眾說明，晚間再於臉書發文質疑「民進黨政府還記得『法治國原則』嗎？」

2024總統暨立委大選步步進逼，外傳民眾黨不分區立委已鎖定具陸配身分的台灣新住民發展協會理事長徐春鶯，但遭質疑有中國幹部等相關背景。對此，民眾黨主席柯文哲今（29）日出席黨籍文山、南中正立委參選人張其祿競總開幕茶會後受訪時回應，若取得身分證的人被指沒有參政權，就代表台灣不是法治國家。

憲法法庭第一審查庭的裁定書（112年審裁字第1099號），應處理的第二主題是，「科技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作業要點」（簡稱「補助作業要點」）的制定是否違法，且因而違憲。這屬於憲法法庭的任務，專業用語上，稱為「規範審查」，審查法規是否違憲。換言之，涉及法規本身合法性的問題。

時下的中國大陸輿論場和影視界，刮起了一股頌揚商鞅秦皇建立的中央集權專制主義制度之風，頌秦之作充斥銀幕和視頻。他們認為商鞅變法開創了中國的法制社會，使秦國由弱轉強，為秦始皇統一六國奠定了基礎。而秦皇掃六合，統一度量衡，實行「車同軌，書同文」。集中力量辦大事：修築長城，綿延數千萬裡;建阿房宮，覆壓三百餘裡。廢封建，置郡縣，建立起政令行之有效的中央集權專制統治，至使「百代都行秦政制」，堪稱千古一帝。…特別是商鞅秦皇建立的法制實行「依法治國」，尤為當今的權貴所稱道。對此，筆者認為十分有必要從法理的角度進行辯正。

近日，中國網路流傳一段四人被押解「遊街示眾」的影片，影片中多人身穿防護服，胸前掛有大幅照片，引發網民熱議。

從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開始，香港的政治和司法地位改採獨特的憲政安排，即「一國兩制」。從這一天起，香港——一八四一年至一九九七年一直是英國殖民地——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個特別行政區。當代新加坡和香港的法律—政治制度有相當重大的區別，但也存在相當重要的共同點。最明顯的是，這些共同點起自法治的觀念和傳統，它們又與英國殖民統治時期的法律教育和實踐有關聯。近年來，呼應《「依法治國」的迷思》這本書的劇本，政府權力擴大、對政治權力的限制萎縮，以及將批評者妖魔化為對國家構成威脅，也已成為香港法律現況的特徵。首先要記住，威權主義造成權力集中，阻礙了「對此一權力的嚴重政治競爭，或是對它進行審查」。其次，威權主義的法治使制定法律和解釋法律從憲法保障以法院作為對政治權力和公共領域的限制者，轉而將法律集中到行政機關手中，過去幾年發生的事件足證香港在治理方面呈現出明顯往威權統治的轉變。

威權主義的法治有一個重要動態基礎，就是法治的形式和實質兩者分離。威權主義的法治嚴格地將法律作為程序執行，即使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乃至對政府權力的實質性約束和監督，也都被拆除掉。威權主義法治的第二個主要動力是，法律與國家例外主義的敘事共同打造出來的。以新加坡為例，這些敘事都堅持認為新加坡的領土、存在和社會條件特別脆弱。後殖民的政府依循殖民時期的「緊急狀態條例」的模板，堅持國家脆弱性的敘事，授權無所不知的政府可以採取先發制人和強制性的行動，同時中止或削弱公民和政治權利。然而，重要的是，這些強制性和先發制人的時刻是在（特殊狀況下）法律範圍內發生的，即使這些法律是例外和緊急狀態的法律。新加坡的威權主義並沒有極權主義政權那種「持續恐怖」的殘酷特色。反倒是，新加坡的威權主義已經精細到「精巧」地「校準強制性，以最小的政治代價壓制挑戰者」。以最小的政治代價以及最小程度削弱國家和國際正當性來管理脅迫動作，是新加坡威權主義法治成功的關鍵特徵，這也解釋了為什麼其他許多政權都將目光投向新加坡，想要師法它的法律和政治模式。特別重要的是，中國政府幾十年來一直注意新加坡，想要以它作為樣板，學習威權國家如何影響法律的精明管理，以確保政治霸權。

《「依法治國」的迷思——新加坡國家威權法治史》於二〇一二年四月首先以英文出版，中文繁體譯本則於二〇二一年四月底出版。二〇二〇年全世界陷入新冠肺炎疫情肆虐風暴，可說是天翻地覆的一年。但是二〇二〇年，以及令人難忘的二〇二〇年代之前那幾年，法治也受到非比尋常的侵蝕。在這篇序文中，我簡要地討論新加坡和香港最近發生的一些事件，說明威權主義法治擴大的情況。

新冠肺炎疫情在5月爆發以來，各界關切如何取得更多疫苗，幾個民間企業與慈善團體不約而同地想從德國購買BNT疫苗。但在疫苗之外，向來在法治上作為典範的德國，已經為如何在防疫與生活間取得平衡進行一年多的經驗蒐集與思考論證，以使人民在疫情結束前過著新的規範生活。這對於台灣在7月12日解除3級警戒與否，以及如何訂出合理的防疫規範，具有高度參考價值。

北京市政當局主導的香堂拆遷所引發的官民對峙仍在繼續，政府的決心、業主的抵抗、強制拆遷可能引發的後果、以及中國房屋產權的複雜和混亂引起海內外的強烈關注。

因應新冠肺炎（武漢肺炎）疫情衝擊，行政院日前推出急難紓困萬元方案，為完備防疫能量並加速振興工作，追加預算1500億元，於昨（7）日進行第二次朝野協商，並於今（8）日完成三讀程序。不過，環團指出，紓困方案應遵循《工廠管理輔導法》規定，排除違法的工廠業者，即便是紓困也不能違法。

2015年7月9日，中共當局至少在23個省份大規模逮捕、拘留了上百位維權律師與民間人士，許多人完全失聯，被迫承認顛覆國家、擾亂治安等罪名才換回自由身。這場被稱為「709大抓捕」的事件中，也有人堅持不認罪，王全璋律師就是一例，王妻李文足帶著2歲兒子四處奔走，只求見上一面仍不斷碰壁，一家三口再次團圓將是四年後的事……

2014年「太陽花學運」衍生「323佔領行政院」遭到警方強制驅離一案，30多位民眾提起自訴，控告前總統馬英九、前行政院長江宜樺、前警政署長王卓釣、前台北市警中正一分局長方仰寧5人涉嫌殺人未遂等4項罪名，今（30）日下午二審開庭，馬英九在庭中表示，訴狀中所言並非事實，「因此我無罪」。

去年10月，中國政府召開第13屆全國人大常委會[1]，在其中一場會議表決中，毫無意外地，以全票贊成通過了《刑事訴訟法》的修正草案。此案中最具有中國特色的修改即為「缺席審判制度」——允許法庭對某些特定罪行的被告人提起公訴，並在缺席的情況下進行審判。而這些特定罪行，攤開來看竟是「危害國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動犯罪」、「貪汙賄絡犯罪」等等的口袋罪行。

美國即將離任的司法部副部長羅森斯坦（RodRosenstein）週一發表公開演講時，批評北京所說的「全面依法治國」實際上把法律當成統治的工具，是依靠法律統治（rulethroughlaw）而不是西方所說的「法治」（ruleoflaw）。

法治國家，立法機關行使預算審議權，除須恪遵立法程序，遵循若干審議原則之外，另須為法律所容許之範圍，不得咨意為之。據此，檢視日前立法院在民進黨團全數動員下，表決通過劉世芳委員的凍結陸軍官校333萬元預算案。為此，民意質疑，自詡為民主進步的執政黨，根本未能遵循法治國家，立法機關審查預算，有其界限，不得任意妄為的法治原則。

國際刑警組織前主席、中國公安部前副部長孟宏偉數周前返回中國，隨即下落不明，他的妻子日前出示孟宏偉所傳的最後訊息，是1把刀的圖案。中國公安部黨委8日則稱，孟宏偉「收受賄賂，涉嫌違法」，現正接受中國國家監察委員會（國家監委）調查。孟宏偉事件看似是中國反貪腐行動的最新案例，但部分人士稱，中國是藉反腐為名，整肅政敵。

黨產會日前作成行政處分，認定救國團為國民黨之附隨組織，筆者身為該案件的委任律師，有關行政處分的認事用法有無違法及違憲，自係以行政法院及大法官解釋的最終結果為準。然而，在救國團之外，因「政黨及其附隨組織不當取得財產處理條例」（下稱「黨產條例」）所衍生的違憲爭議，業經監察院認為有違憲「疑義」、臺北高等行政法院亦提出客觀上形成「確信」黨產條例違憲之具體理由，分別向大法官聲請釋憲。因事涉法治國原則及基本人權之保障，身為法律工作者，實不得不就黨產條例相關規定所涉及之違憲疑義，提出個人之觀察及意見。

總統馬英九任內處理前立法院長王金平替柯建銘關說司法案件，引發洩密爭議，遭控涉《刑法》洩密罪、教唆洩密罪等罪。一審判定馬英九當時行使《憲法》賦予總統的「院際調解權」、可阻卻違法為由判無罪，今（15）日高院二審，判馬英九4個月徒刑，可易科罰金12萬，仍可上訴。高等法院宣判後即發布新聞稿重批，馬英九應對於保密資料「未能恪遵法紀，輕率予以洩漏，身為民主法治國之元首，顯然不足為表率」。

中共十九大報告突顯大陸當局對於法治建設的重要，承繼十八大中依法治國及依憲治國的精神，此外十九大後，大陸當局推動實證法學及加強法治評估理論發展，加強法治建設，使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建設，十九大後大陸當局顯見對法治會更加重視，值得外界關注。

遠雄集團董事長趙藤雄因大巨蛋案等5大案，31日遭檢方起訴，並求刑24年，在遠雄集團的家族企業中，趙是遠雄真正能作主的人，重大決定都由他交辦後行事，台北市長柯文哲今就對趙的即將入獄表示，市府就要跟遠雄談，到底他們現在誰可以做決定？因為如果沒有人做決定，這個案子拖下去就有問題了。

美國國會共和黨籍參議員、來自佛羅里達州的魯比歐（Marco Rubio）給最近因肝癌去世的中國政治犯、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劉曉波的遺孀劉霞寫了一封公開信。《時代》雜誌網站7月25日發表了這封信。公開信全文翻譯如下：

今天是六四事件28周年，前總統馬英九在臉書上再度重申「六四不平反，統一不能談」立場，並呼籲中共當局療傷止痛，平反六四。他更提到台灣人李明哲一事，馬說，不論李明哲的嫌疑有多重，都應受到大陸法律應有的人身保障，進行法定的偵審程序，並讓家屬有探視機會，期待大陸當局落實「依法治國」承諾，兩岸人民都在看。

近代的民主法治是建立在個人本位的思想上，法律不僅是用來管人民，更重要的是用來「管」政府，避免執政者用公權力霸凌個人，以達到保障人民生命和財產安全的目的。因此凡是民主法治的國家，人民都給政府帶上防止濫權的緊箍兒，3權分立制衡就是這個緊箍兒，而緊箍咒則放在每一個人的心中。法治國的政府在施政時，該有的動作要做，不應拐彎抹角、也不得為求急功速效而抄近路，以免侵害人權；政府若不依法行政時，輕則被人民告上法庭聲請國家賠償，重則主政者個人被罷免、或甚至整個團隊被換掉。因而法治國的政府做事時，和專制極權的人治政府相較，總讓人感覺慢了半拍。

自由台灣黨主席蔡丁貴在2014年2月22日透過臉書號召支持者到湯德章紀念公園，以繩索將園內孫文銅像拉倒，被法院判決拘役40天。蔡丁貴11日早上在妻子與支持者陪同下，赴台北地檢署報到發監。

因為「迫降」事故，在日本一度全面停飛的駐日美軍MV-22「魚鷹」運輸機（Osprey），今天（19日）下午2點將解禁復飛。美方強調該事故並非機體缺陷所致，認為復飛並無安全問題，但沖繩縣知事翁長雄志認為「有常識的人看過照片都知道那是墜機」，不同意美軍「迫降」說法，怒斥同意美軍復飛的日本根本「不是法治國家」。

記者黃志政／台中報導

30日在思沙龍演講的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賀衛方，以「中國的司法改革」為題，展現了在共產黨高壓統治下，依然保持批判姿態的可敬風骨。他像是一位神態爽朗的知識俠客，又不時化身隨意出入規範與現實之間的弄世頑童，逗得全場聽眾呵呵大笑。像是說到中共無事不管、無孔不入時，他突然念起「心太軟心太軟，什麼事情都自己扛」的歌詞。當聽眾問「如何看習（近平）」，他「哇」了一聲後慢慢說道：「我得想一下子，這得怎麼說？怎麼說，我才能回得去？」全場被他逗的大樂。

中國的習近平政府近年屢屢強調「依法治國」，說要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與法治體系」，但這種「中國特色的法治」究竟是什麼模樣，世人仍在霧裡看花。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賀衛方30日現身台北思沙龍會場，主講「夾在意識形態中，司法改革怎麼走？」他除了談笑風生地分享中國的司法改革現況，也對習近平政府及其法治成果直言批評。

追究加害者的責任與司法追訴是台灣轉型正義面臨的難題之一。台灣教授協會23日舉辦的「轉型正義與法律」學術研討會上，對於刑事追訴是否應有追訴期限，學者認為刑事追訴期限是為了避免浪費司法資源在難以蒐證的案件，但對於這些不惜動搖國本也應追究的人權侵害案件，應完全不受刑事追訴期限的限制。

多位知名國際法律界人士18日在《衛報》發表公開信，針對2015年中國大動作圍捕維權律師的「709事件」表達強烈關注，呼籲國家主席習近平盡快釋放維權工作者。中共黨媒《環球時報》20日刊出一篇評論，認為西方反對中國法律背後的政治制度，因此他們「樂見」中國司法爭議擴大。

長期處於內戰的索馬利亞，領海近日出現非法越界捕撈的漁船，當地的漁民發現他們可以透過海盜行為獲取更多利益，讓國際打擊海盜行為的努力又顯白費。

6月24日，中國發生了兩個具有憲法意義的重大事件，一是北京宣佈推行憲法宣誓制度，並公佈了65字誓詞，國內媒體已予廣泛報導。另一個事件則鮮為人知：從2013年8月8日羈押至今的著名維權人士郭飛雄，從看守所中發起兩項法律行動，一是起訴看守所在例行安全檢查中屢屢脫光在押人員衣服以侮辱其人格，要為在押人員討回公道。二是起訴（提起告訴）廣州天河區法院法警，去年三次押解途中對他施以戴黑頭套及腳鐐手銬等虐待。除要求懲處相關執法人員外，郭飛雄並要求國家賠償。

中國前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喬石6月14日在北京因病逝世，終年91歲。包括新華社在內的多家中國媒體都特別提及他對執法工作和法制法規的論述《喬石談民主與法制》，但是似乎對於他在1989年六四期間的做法沒有過多的報導。

中國整體改革能否順利推進，關鍵在於政府自身。目前的問題是政府支配資源的權力太大，下一步改革必須要劃清楚政府和市場的邊界，必須把直接控制經濟的全能型政府改造為提供公共服務的服務型政府，並將各級黨政機關和官員置於民眾的監督之下。

中共十八屆四中全會，確立依法治國的理念，當時網友很快檢索出，從鄧小平到江澤民、胡錦濤，每一屆中央都強調依法治國，但腐敗仍然叢生，社會不義仍然縱行。所以，無論當局怎樣高調強調依法治國，人民都不再相信。那麼，習近平時代，有什麼獨門絕技讓依法治國真正得以落實，並以此取信於民呢？

香港「佔領中環」運動越演越烈之際，北京召開四中全會，強調「依法治國」，不僅推進中國大陸的法治，也提醒香港，法治是香港社會的核心。在四中全會前夕，中南海已對香港這場街頭政治行動定性：這是一場「顏色革命」，是「外部勢力干預中國內政和極少數人勾結反華勢力破壞『一國兩制』的行動」，「是違背『一國』原則、挑戰中央權力、漠視基本法的嚴重社會政治事件」。

各方注目的中共中央十八屆四中全會23日在北京落幕，此次四中全會以「依法治國」為主題，通過《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涵蓋一個目標、五個體系、六大任務，提出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總目標是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

無罪推定原則，是區辨法治國家與警察國家的重要指標。從解嚴之後，台灣漸已脫離警察國家的行列，似乎是個不爭的事實。但是，只在制度表面上接受無罪推定原則並不夠；要問台灣司法遵守並實現無罪推定原則的程度，才足以決定台灣是否真正遠離了警察國家。然而我國的刑事訴訟司法實務，是否真心信奉無罪推定原則，其實還有很多疑問。今天先來談一個久被忽略的觀念盲點，藉之檢驗無罪推定原則被遵守接納的程度究竟為何。刑事訴訟法明文規定了（第154條）無罪推定原則：「被告未經審判證明有罪確定前，推定其為無罪。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另外一處則規定（第251條1項）了檢方起訴的標準是：「檢察官依偵查所得之證據，足認被告有犯罪嫌疑者，應提起公訴。」同法接著又規定（第299條）：被告犯罪已經證明者，才得判罪科刑。這些規定顯示了檢方有證明被告犯罪的舉證責任。於此要提出的問題是，檢方認定被告犯罪而起訴時所需要的心證確信程度，與法官判決被告有罪時所需要的心證確信程度，相不相同？採取所謂「起訴狀一本主義」的國家，也就是在被告有機會提出證據反駁檢方指控之前，不許法官單獨閲覽檢方起訴證據的國家（例如美國），並不需要問這個問題。而台灣之所以應該有此一問，是因為我國刑事訴訟法並未採取「起訴狀一本主義」，檢方起訴時可以（而且一定會）將偵查所得、其憑以認定被告有罪的證據呈給法官過目。也就是說：在被告答辯之前，檢方已有先行影響法官心證的機會。所以，要問這個問題的意思是，在被告還沒有機會提出證據反駁檢方的指控之前，檢方舉證的門檻為何？我國法學界與司法實務的主流看法是，檢方起訴的舉證門檻不需要到達法官判決有罪的心證門檻程度，理由之一是極為講究無罪推定原則的美國法律上也無此要求。從這裡就可看出一些端倪，無罪推定原則並未真正形成我國法界的金科玉律！為什麼呢？用美國法如何如何做為唯一的回答，本身就透露出無罪推定原則只是人云亦云，不是發自內心的堅持。美國採取起訴狀一本（所謂起訴狀一本，是日文直譯，就是起訴時只有一本起訴狀，不許附加證據，以避免法官看到卷證形成先入為主），法官在進入審判之前，不看卷證，也無卷證可看，當然不會也不必計較檢方的起訴門檻。等被告舉證就緒，可以開始審判了，審判者就會一次聽證閱覽雙方的證據（這叫做集中審理）。檢方如要成功說服法官（還包括陪審團）被告有罪，其舉證的門檻自然就會拉到與法官判決有罪相同的程度。我國刑事訴訟法不肯採取起訴狀一本制度，原因是司法改革推動修法時，代表檢方的法務部始終反對，代表審判的司法院也不堅持。從無罪推定原則的角度觀察此事，其實也可以看到司法並不堅持無罪推定原則的實相。要知道，檢警是不可能自動接受無罪推定原則的；如果偵查時通通推定無罪，就會無案可辦了。無罪推定原則，其實是法官必須堅持的原則，只有法院堅持無罪推定原則，檢方才會為了說服法院被告有罪，而使用無罪推定原則檢查自己搜集的證據足不足夠。我國的檢方很聰明，不但不相信無罪推定原則，還思圖根本破壞法官採取無罪推定原則；所用的方法則是堅拒起訴狀一本，想在一起訴時，趁著被告還沒有機會提出反證自辯無罪，就先提卷證影響法官的判斷，利用法官看到單方的舉證形成先入為主，實質上拆解無罪推定的心理約束。偏偏我國的法院也不堅持要求起訴狀一本，拒絕先被檢方的證據所污染心證。這就顯示司法院其實並不真正堅持無罪推定原則了。問題還不僅此，如果不堅持起訴狀一本，難道不必堅持檢方起訴的門檻須與法官判決有罪的程度相當嗎？如果答案為是，意思是說遭到檢方起訴的人之中，會有很大的比例是要被判無罪的；而且檢方還有機會利用先發制人的卷證建立法官的先入為主，弱化法官無罪推定的審判基點，其結果當然就是無辜的人可能會被判有罪。容許檢方使用低於判決有罪的門檻做為起訴門檻，必然招致兩種不容存在的風險。風險之一，會使得大量不該被判有罪的人被起訴，遭受成為刑事被告的精神折磨。風險之二，則是可能使得許多無辜者被判有罪的可能性大幅增加。其問題根源都出在容許檢方利用「有犯罪嫌疑」為名，起訴其明知未達有罪判決門檻的被告，被犧牲的當然就是無罪推定原則。刑事訴訟法缺乏起訴狀一本的要求，法院竟然還容許檢方的起訴門檻可以低於判決有罪的門檻，這若還不算是背棄了無罪推定原則，算是什麼？如果要求檢方起訴的舉證門檻，會怎麼樣呢？法官在看卷時，就會先問一個問題：這個案子如果被告沒有相反的舉證，我已經可以判決有罪而毫無懷疑了嗎？如果是還有些懷疑，那還需要審判浪費時間嗎？逕行駁回起訴不予受理即可！試想，被告尚未提出答辯，檢方的舉證尚且不到判決有罪的門檻時，還能容許進行審判的法官，會是推定無罪的法官嗎？如果法官要求檢方的起訴門檻與判決有罪一致，不達門檻的就該逕行裁定駁回；其真正的道理是刑事訴訟不該同意檢方只要是認為被告有犯罪「嫌疑」就可以起訴。刑事訴訟不要求檢方的起訴門檻要到達判決有罪的程度，只要被告有犯罪「嫌疑」就可以起訴，還可讓法官不問青紅皂白進行審判，其結果很可能會是使得法官反過來降低認定有罪的標準，將不該判決有罪的人判決有罪。我國歷來檢察官起訴門檻只是定在證明被告有犯罪「嫌疑」即可，法院卻也一向安之若素，極其少見逕行裁定駁回起訴的情形，此中究竟有多少不該被判有罪的人被判有罪了呢？這可是每天都正在發生的現在進行式，想來不寒而憟！無罪推定原則是憲法原則，刑事訴訟容許檢方有嫌疑就可起訴，還容許法官進行審判，背棄無罪推定原則一至於此，違不違憲？不要忘了，我國的刑事訴訟法還容許自訴，若是使用同樣一個標準，任何人自認為有證據足以認定任何人有犯罪嫌疑，就可以提起自訴讓他變成刑事被告，法院也自會開庭審究一番，對平民可以如此，對總統、行政院院長也可如此，這難道不就是台灣今日的司法實況？台灣，距離法治國家還有多遠？